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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微”知著:社區治理中的新媒體
2019-06-25 23:47:52 來源:《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陳福平,李榮譽 【 】 瀏覽:0次 評論:0

摘要:本文利用一項結合社區線上和線下數據的混合研究設計,探索了兼具媒體、社會網絡和政務平臺等技術特征的社區新媒體與社區治理之間的互構關系。研究表明,居民日常的新媒體資源網絡提升了社區治理水平,而官方正式平臺卻收效不佳。進一步分析指出,層級化的社區治理結構使官方平臺的內容生產與居民社區性信息和互動需求分離,從而導致技術功能的“收縮”。因此,社區建設中信息技術和治理結構的協調發展至關重要。


關鍵詞:社區新媒體;社區治理;新媒體資源網絡;技術嵌入

作者簡介:陳福平,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李榮譽,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一、問題緣起


隨著新媒體技術和智能手機的普及,當代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通過便捷的方式就可獲取海量信息。但研究者也擔心一種“傳播灰色地帶”現象的出現:人們通過相關大眾媒介“知曉國際國內大事,但對自我生存周邊3公里范圍,甚至是本居住社區的事情所知甚少”(Jiang & Huang,2013;姜飛、黃廓,2014)。換言之,或許人們在席間對國際局勢高談闊論,卻不知身處社區的居委會主任姓甚名誰。然而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這種信息“真空”都可能對社區治理產生深遠影響。例如,當社區遭遇突發危機,地方信息的匱乏創造了謠言傳播的土壤;而社區重建開始時,缺乏地方性生產和組織知識也降低了社區更新的效率(韓鴻,2010)。由于人際傳播土壤的萎縮和大眾媒體在“社區”環節的缺場,在網絡時代,基于地域社區的數字媒介建設便被寄予了厚望(姜飛、黃廓,2014)。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意見指出,“實施‘互聯網+社區’行動計劃,加快互聯網與社區治理和服務體系的深度融合,運用社區論壇、微博、微信、移動客戶端等新媒體,引導社區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參與公共事務、開展協商活動、組織鄰里互助,探索網絡化社區治理和服務新模式”。從技術角度看,社區論壇、微博、微信、移動客戶端等新媒體成為社區場景中地方治理者、社區組織和居民通過基于Web 2.0架構下的相關社會媒體應用進行溝通和互動的平臺。這種新媒體架構具有用戶產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在線身份創造、關系網絡可視化以及與移動通訊設備緊密結合等特點(O’Reilly,2007)。不同于傳統的社區網站,社會化特質讓社區新媒體具備了信息媒體、社會網絡和政務平臺等多種功能。


針對新型在線網絡對社區治理的影響,國內學者已開展了一些研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類網絡技術似乎扮演了“冰與火”的雙重角色。一方面,相關社區的案例表明,以互聯網應用為基礎的社區新型媒介彌補了主流大眾媒體的社區傳播缺場,并成為社區參與的重要平臺,推動了地方治理者、社區組織和居民的良性互動,促進了社區融合,提升了社區治理水平(謝靜、曾嬌麗,2009;謝靜,2010;袁靖華,2014;張志安等,2015)。在另一種研究敘事中,同樣是業主們的在線網絡,卻成為了居民進行社區維權與抗爭的重要工具(黃榮貴、桂勇,2009;黃榮貴等,2011;鄭堅,2011;王斌,2014)。更加矛盾的是,例如在一些社區維權事件中,同樣利用新媒體的地方管理者盡管“通過各種大眾媒體、官方微博、政府網站等渠道對項目進行了解釋和說明,但未能化解事件的愈演愈烈之勢”(王斌,2014)。


社區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最基層卻極為重要的環節,其與社區新媒體的關系,尚有不少有待厘清的問題;诖,本研究嘗試從新媒體的多維技術特征出發,探索社區場景中新技術發揮功能的關鍵機制。我們希望能夠回答以下問題:首先,被視為可能填補“傳播灰色地帶”的重要力量,新媒體是否影響了社區治理水平?其次,在社區治理中,促進多方有序互動的新媒體為何又突然成為對抗的導火索?這種技術角色轉換背后的社區日常實踐邏輯是什么?


二、社區新媒體與治理的兩種視角:資源網絡與平臺建設


(一)新媒體資源網絡:治理中的信息與互動


在社會學研究中,互聯網對地域社區建設影響的利弊之爭由來已久。然而一些研究者則開始關注互聯網與鄰里社區的結合——社區在線網絡(community networking)這種新形態!盎ヂ摼W+社區”的形式促發了社區居民通過網絡空間進行信息分享和溝通的活動(Kavanaugh et al.,2005;Shah et al.,2001);诘乩砜臻g的在線網絡顯著地減少了溝通成本,增加了鄰里間交換觀點的機會,從而促進了社區發展和更新,推動了社區治理(Carroll & Rosson,2003)。


進入社會化的新媒體時代,這種積極的社區效應也仍未消失。例如在一項調查中,91%的英國推特(Twitter)受訪者表示曾利用其積極參與地方社區的討論并與當地居民互動(William et al.,2014)。與此同時,美國的臉書(Facebook)使用者也擁有更多地域社區基礎上的社會資本(Hargitta & Shaw,2013)。這種新媒體與地域社區的結合展現了兩方面的優勢。一方面,通過新媒體,社區行動或組織能夠更便捷地招募地方參與者(Finn,2011;Johnson & Halegoua,2014);另一方面,新媒體網絡成員擁有相似的交談背景,這促進了共同話題的形成,提升了社區行動能力,從而推動了地方治理(Takhteyev et al.,2012;陳華珊,2015)。


社會學強調了社區新媒體所具互動功能的社會網絡特點,而傳播學尤其是社區傳播方向的研究則更側重其信息媒體作用對社區建設的影響。居民通過閱讀報紙、與鄰里交談、看電視或使用互聯網獲取地方信息的行為體現了其與社區結構的連接(Matei & Ball-Rokeach,2003)。因此,當互聯網用于獲得地域社區的信息時,能夠提高居民的社區參與和認同(Dutta-Bergman,2006)。例如一項對地方社區推特使用的研究表明,這種網絡或許不能讓居民有共同體般的緊密聯系,然而信息的共同性創造了無形的社區共同感以及社區關注與分享行為。因此,基于社會媒體的在線共同體雖有非互惠性和不穩定性的缺點,但依然能夠提高社區感(Bingham-Hall & Law,2015)。


傳播基礎結構理論(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eory)則試圖整合社區媒體的兩種功能。美國南加州大學學者鮑爾-洛基奇提出,在社區中存在不同水平的敘事資源網絡(storytelling resource network)和敘事者,其中包括微觀水平的居民日;、中觀水平的社區組織和相關機構以及宏觀水平的大眾媒介和國家。不同的社區敘事者通過各類互動分享社區故事,促進想象共同體的產生,形成了人們可用于提供社區認同的基礎結構(Ball-Rokeach et al.,2001)。因此,鮑爾-洛基奇及其合作者通過多項調查研究表明,多水平的社區敘事網絡彼此間互相刺激,推動了社區參與,提升了社區歸屬感和效能感(Kim & Ball-Rokeach,2006;Katz,2010;Lin et al.,2010;Kang,2013;Jung et al.,2013)。機構、大眾媒體、居民交往網絡和互聯網共同提供了關于地方的故事,這些故事激活了鄰里敘事,搭建了宏觀社會制度、社區網絡和居民之間的橋梁(Mesch & Talmud,2010)。


綜合社會學與傳播學的討論可以發現,一方面,作為大眾傳播媒介,新媒體的信息供給角色構筑了從國家到地方的敘事系統,傳播了地方性知識,激發出基于空間的各類治理話題,增進了居民對社區公共事務的感知和理解;另一方面,作為社會網絡平臺,新媒體憑借其社會化優勢,改進了居民間接觸的機會結構,搭建新型的鄰里關系網絡,這有利于集體行動的形成,從而增強社區的問題解決能力。因此,新媒體的信息和互動兩種功能彼此交融,共筑居民日常話題和交往的社區屬性,構建出一種居民的新媒體資源網絡。這種資源網絡兼具信息供給和行動動員的優勢,從而可能提升社區的治理水平。


(二)平臺建設:作為基層政務的新媒體


源于新媒體具有的信息和互動功能,當基層管理機構作為網絡中的特定用戶時,它可能在三個方面對社區治理發揮獨特的作用。第一,社會化形態的互聯網技術提升了基層政務的透明度。與需要用戶主動去搜尋信息的政務網站相比,使用社會媒體的內容發布平臺,可以讓公共部門的議程和活動更加貼近公眾。政務機構也可以用一種更符合公眾偏好和喜聞樂見的模式提供新聞和信息,提高相關信息的傳播性(Bertot et al.,2010)。較之傳統的“專家”解讀方式,這種信息提供模式更有利于管理透明度的提升和獲得公眾信任。第二,新媒體也能提高基層政務的回應性。一方面,基于Web 2.0的新媒體與可移動通信設備的高度融合,使公共部門能更高效地傳播政務信息,與公眾互動也更加便捷(Golbeck et al.,2010)。社會媒體比傳統政務網站更加要求公共部門直面每個使用者的溝通需求,其平臺也更具溝通的深度和廣度優勢(Kim et al.,2015;Choi et al.,2011)。這有利于管理者更精準地把握公眾需求,提供相應服務。最后,新媒體能夠促進基層部門的問題解決能力。由于不同級層、類型的部門都可以開設社會媒體賬號進行協作,這突破了科層管理的桎梏,提高了部門協同能力(Bonsón et al.,2012)。因此,新媒體提升了政府快速而有效地與大眾溝通的能力,尤其在緊急狀況下,能夠及時地收集公共信息并向居民提供反饋(Yates & Paquette,2011; Kim & Liu,2012;Graham et al.,2015)?傮w而言,新媒體的媒體特征提升了政務透明度,而社會網絡特征則讓政務機構作為特定成員融合于居民日常的新媒體資源網絡中,提高了政務的回應性,從而實現信息時代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表1:信息化時代的社區治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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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社會學的研究表明,技術和社會往往是一種互構的關系!敖嬛械募夹g會因為組織結構的技術剛性而被修訂或改造”(邱澤奇,2005;張燕、邱澤奇,2009),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下,技術可能展現出不同的功能彈性。信息時代的新媒體技術的功能發揮也同樣受到外部社會結構等因素的塑造(陳福平,2013)。例如奧利維拉和韋爾奇對美國791個地方政府使用社會媒體情況的研究表明,公共部門的治理結構差異影響了其使用社會媒體的偏好(Oliveira & Welch,2013)。因此,在信息技術發展背景下,一些研究者也呼吁我國基層治理結構需要從傳統的層級化治理轉向網絡化治理(王穎,2014;劉少杰,2015)。網絡化治理表現為以政府、社會組織和公眾的關系網絡為基礎,通過多元參與追求公共價值,以協商的方式調節利益,實現自我管理和風險與利益的共享(孫健、張智瀛,2014)。由于互聯網的特性之一就是“去中心化”,“其包含的僅僅是節點”(卡斯特,2009:3),因此,如表1所示,社區網絡化治理結構的特點是其合法性來源于社區性而非行政性,在追求社區公共價值的過程中,多方行動者都可以成為治理的核心力量,而每個社區行動者也都處于網絡節點位置。


微信圖片_圖一.jpg

 圖1:社區新媒體與社區治理的互構路徑


當前我國社區實踐同時包括了行政性和社區性,因此可能兼具層級化和網絡化的社區治理結構會如何與新媒體技術相互影響呢?綜合上述討論,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谛纬陕窂降牟町,社區新媒體包括內生于社區的資源網絡和官方推動的正式平臺兩種形態。前者反映了居民日常新媒體信息獲取和社區互動的交織作用,而后者則在地方管理者的推動下形成。新媒體的信息和互動的功能使其具備了媒體和社會網絡的技術特征,而地方管理者參與的內容生產則給予了新媒體政務平臺的新屬性。相應的技術特征就可能彰顯于多主體如何運用信息和互動功能影響社區治理的過程之中。例如治理主體之間的互動體現了新媒體的社會網絡特征,而新媒體的媒體特質則在不同使用者閱讀相互間推送的信息、互動中的評論和留言時發揮作用。當地方管理者發布政務信息、回應居民意見時,社區新媒體則成為了基層政務平臺。作為治理主體的地方管理者、社區組織以及居民兼具技術內容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重身份。因此,新媒體技術功能的彈性就依賴于不同治理結構所塑造的多主體之間的關系。一方面,不同形式的社區新媒體憑借信息和互動能力,讓居民對社區管理、參與和認同等治理要素產生了不同評價,影響了社區治理水平。而另一方面,技術所嵌入的社區治理結構(例如當前社區中并行的層級化和網絡化的治理結構)塑造了多主體之間的行動邏輯,可能讓技術發揮出不同功能。對這種互構關系的探索和解析,有助于理解當前“互聯網+社區”行動的實踐效果和日常邏輯,從而回答本文的研究問題。


三、數據、方法與變量情況


(一)調研方法與數據


根據研究目的,我們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的一致性平行設計方案進行了定量和質性數據的收集。該方案適用于在研究過程中同時收集定量和定性資料,而在分析中兩類研究不分優先級并保持各自獨立性,最后在整體解釋過程中混合兩種研究結果(克雷斯維爾、查克,2017:50)。本研究收集了三類數據資料。第一,針對社區居民的抽樣調查。我們于2016年在A市抽取了22個社區,通過居民人口信息系統,在每個社區系統抽取了50位居民進行問卷調查。調查最終獲取971個有效樣本,完成率為88.3%。根據社區規模,研究對樣本進行了人口加權。第二,本研究通過與社區居委會的主要負責人和信息化平臺相關運營人員的深度訪談、座談會等形式,收集了社區新媒體建設的質性資料。第三,線上數據的抓取。我們利用網絡爬蟲程序抓取了這些社區的微博賬號和微信公眾號自開通到2016年底的微博、微信文章等相關在線信息,獲取了微博賬號的關注數、粉絲數、16536條微博博文內容及其轉評贊情況和1176篇微信公眾號文章數量、發布周期等信息。研究通過人工交叉編碼對微博博文內容進行了分類整理。


(二)定量分析中的變量情況


1.因變量:社區治理水平


目前尚未有衡量社區治理水平的統一指標。一方面,相關研究多采用居民評價的主觀績效評價方法(陳捷等,2011;石發勇,2013:105)。另一方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也指出要“逐步建立以社區居民滿意度為主要衡量標準的社區治理評價體系”。因此,本研究采用了以居民主觀感知為主的治理績效評價指標。


具體指標包括:(1)社區管理,即測量居民對地方社區管理者和相關管理部門的評價。研究基于量表設計考察了居民對社區管理工作在“及時性”“透明性”以及“問題解決效果”上的評價。通過因子分析,得到對社區管理的評價變量。(2)社區參與,即測量居民對各類社區公共議題或活動的參與情況。居民的社區參與是社區自治的核心元素。我們將“從不參與”到“經常參與”轉換為1-4分的測度。(3)社區感,這一指標是衡量社區共同體建設的重要指標,根據以往研究,我們利用量表測量了社區感的兩個維度——功能性和情感性(辛自強、凌喜歡,2015)。前者是居民對社區硬件環境和外部管理形成的認同,而后者則是從居民自身認同出發形成的社區感。我們將“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轉換為1-4分的測度。根據表2的主成分因子分析結果,我們得到了綜合性的社區參與和社區感變量。


 表2:社區參與和社區感的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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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變量


(1)社區新媒體資源網絡


根據傳播基礎結構理論,金永燦和鮑爾-洛基奇提出社區敘事網絡的測量公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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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CSN為居民對社區敘事資源網絡的接入程度,LC為地方媒體連接程度,INS為鄰里交往強度,OC為社區組織參與程度。該公式表達了由社區媒體、居民日常網絡和社區組織交織而成的媒介資源網絡(Kim & Ball-Rokeach,2006)。因此,借鑒該理論,我們設計了以下測算方法來衡量居民對社區新媒體資源網絡的接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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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社區新媒體接入度(CNC)的測量項目為居民閱讀社區微博、微信公眾號等發布信息的頻率,這體現了新媒體的信息功能,也反映了居民對新媒體正式平臺的接觸程度;新媒體網絡參與(CNP)為居民利用新媒體相關平臺(微信、微博、QQ群等)參與社區活動的程度,該指標體現了新媒體的互動功能;鄰里交往(INS)強度為受訪者與其他居民、社區組織和相關服務人員的日常往來程度。如表3所示,通過對社區新媒體網絡參與和鄰里交往的兩個量表的因子分析,得到了新媒體網絡參與和鄰里交往變量。最后,本研究將三個變量標準化后并通過公式計算得到社區新媒體資源網絡變量。


(2)社區新媒體正式平臺


地方社區的信息化建設實踐通常包括社區網站、微博和微信公眾號三種類型。本文分析的重點是基于Web 2.0和移動終端系統的媒體形態,因此主要關注了社區官方微博和微信的平臺建設情況。正如前文所述,當地方管理者參與到社區新媒體的建設中,就可能讓相關平臺成為基層政務信息和互動的獨特供給者,因此從新媒體的兩種核心功能出發,我們利用相關指標來衡量新媒體正式平臺的建設水平。


首先是正式平臺的信息功能。具體包括以下測量指標:A.日均微博數量,即微博總數/天數,反映了平臺的活躍程度;B.微博關注程度,即微博粉絲數/社區人口數,反映了潛在受眾的關注程度;C.微信文章數,即公眾號發布的文章總數;D.微信周均文章數,即微信文章數/第一篇文章到2016年末最后一篇文章的間隔周數。上述指標反映了正式平臺作為信息媒體時在信息生產和用戶覆蓋上的能力差異。


 表3:社區新媒體網絡參與程度和鄰里交往強度的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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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也利用若干指標衡量了正式平臺的互動情況。包括以下3個指標:A.微博互動程度,即微博評論數/微博粉絲數,反映了粉絲與平臺的互動程度;B.微博認同程度,即微博點贊數/微博粉絲數,該指標表達了粉絲對博主博文的認同;C.微信平均閱讀量,即微信公眾號發布文章的總閱讀量/文章數。


3.控制變量


研究的控制變量包括受訪者的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婚姻狀況、政治面貌、居住穩定性(在該社區居住多少年)及其對社區其他相關軟硬件條件的滿意程度。其中社區滿意度項目包括對居住環境、公共設施、周邊配套和鄰里關系的滿意度,通過對這些項目評價的控制,可以更好地評估新媒體對社區治理的凈效用。此外,由于中國社區資源投入以及居民參與能力等往往與社區人口規模、社區類型緊密相關,這可能是影響社區治理水平的重要變量(黎熙元、陳福平,2008;陳鵬,2016),因此我們對社區人口規模、社區類型進行了控制。表4為分析中將使用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情況。


表4:回歸模型中解釋變量的描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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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區新媒體對治理績效的影響


如表5所示,由于微博和微信的平臺差異,我們通過微博用戶和微信用戶兩組子樣本,建立了6個分析模型。由于模型中既包括個體水平的人口學特征和新媒體資源接入等變量,也包括社區層次的新媒體平臺建設水平、社區規模變量,因此我們采用了多層次線性回歸對模型進行估計。


首先,根據模型1至模型6的結果,社區新媒體的資源網絡變量對評估社區治理績效的三個維度都產生了積極作用。社區新媒體資源網絡的作用符合社會學和傳播學的理論預期。居民之間的日常接觸、從新媒體獲得社區信息以及在線參與所交織構成的社區媒介系統,促進了居民參與公共事務,提升了社區管理,并有利于共同體感知的形成。


其次,第一組針對微博用戶的模型(模型1、模型2、模型3)顯示出以下特點:(1)在模型2和模型3中,社區微博被關注程度越高,居民的社區參與和社區感也越高。(2)除了模型1中微博認同程度對社區管理有積極作用外,微博互動程度和認同程度對社區治理各項指標的影響并不顯著。從社區新媒體平臺兼具的信息功能和互動功能上看,平臺的信息發布情況、受眾對平臺的關注反映了前者功能的發揮,而使用者在平臺上的發言、轉發、點贊等互動和認同行為則表現了后者。根據統計結果,微博平臺更多地發揮了信息功能,而作為社會網絡的互動屬性則影響甚微。在第二組針對微信用戶的模型(模型4、模型5、模型6)中,根據模型6,社區微信公眾號周均文章數越多,居民的社區感越高。但在模型4和模型5中,社區微信平臺對居民的社區管理評價和社區參與都沒有顯著性影響。因此,微信平臺也只在文章發布頻率這樣的信息功能指標上對社區治理產生作用,而間接反映互動的閱讀量指標對社區治理評價的影響也不顯著。綜合以上結果可見,當前社區新媒體的正式平臺更多地體現了媒體特征,通過信息機制影響了社區治理,但并未顯示出參與和互動的社會網絡平臺優勢。


最后,社區微博的日;钴S程度(日均微博數)對社區管理和社區感都具有負向效應(模型1和模型3)。有研究也發現微博用戶的日均微博數對其線上影響力具有負面影響的現象,原因則可能是雖然博文數量增加,但博文的有效信息量卻下降,從而形成信息過載(黃榮貴、桂勇,2014)。那么什么樣的信息可能導致信息過載呢?或許通過對社區微博博文內容的進一步分析,才可能準確回答這個問題。


表5:影響社區治理績效的多層次回歸模型(H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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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嵌入于社區治理的新媒體:技術彈性與內容生產


(一)新技術的應用與功能“收縮”:內容生產的“行政化”


根據調查數據的分析,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新媒體資源網絡提高了社區治理水平。然而研究也發現,雖然新媒體兼具信息媒體和社會互動網絡等優點,但社區微博、微信公眾號這樣的官方平臺實際只起到了信息媒體的作用,甚至其信息供給對社區治理起到了負面影響。為何正式平臺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對平臺內容的分析可能有助于我們找到問題的關鍵,因為平臺內容反映了平臺信息的質量,同時特定的內容偏好也折射出生產主體所遵循的行動邏輯。


當代中國的基層街道辦承擔了本由上級政府負責的部分管理職能。街道辦受限于人力、物力,只能再將大量行政任務攤派給所轄的社區居委會,由此形成了城市社區的“兩級政府、三級管理”體制,進而塑造了“條塊分割”的社區行政特征。直接面向居民并且同時接受地方部門管理的社區居委會實際承擔了大量的行政性任務。這些任務中也包括了社區信息化!吧鐓^設有微博,是區X局、區Y委要求建立的,微博建立的初衷是主打監督功能”(T-13社區訪談)。因此,調查中的22個社區都設立了社區官方的微博賬號,并由居委會相關人員運營這些新媒體平臺?梢哉f社區微博從誕生起便帶有行政任務的色彩。


對16536條社區微博博文的分析反映了這類平臺建設的特點。如圖2所示,我們分別從博文的內容類型、所涉空間范圍和被轉發博文所屬機構類型進行了分析。首先,在社區微博的內容分類上,主要類型集中于生活資訊、時事新聞和工作動態三項,占總博文量近80%,而與社區公共事務更緊密,也更符合“主打監督”本意的“居民反映問題”(1.1%)、“公益慈善”(6.2%)等項目占比卻非常低。這顯示了社區微博更多體現出信息媒體而非互動平臺的特質。其次,從博文信息所涉的空間范圍看,社區范圍的信息只有30%,實際與涉及全國范圍的信息相當。有研究表明,居民對社區新聞的重視程度與社區意識正相關,而通過提高獲取社區信息的便捷性有助于提升居民的社區意識(王斌、王錦屏,2014)。因此,作為社區媒介的微博建設未表現很強的“社區性”,并不利于提升社區感。最后,社區微博中有9206條博文轉發自其他社會機構的微博賬號,對這些機構類型的分析結果也顯示出官方平臺的“行政”特性。在所有被轉發博文中,社區大量轉發了來自政府相關機構和公辦新聞媒體的博文,兩者占轉發博文總量的69.4%。而通常被視為與社區具有天然“親和性”的社會組織被轉發量只有2.8%,對民間博主的轉發量也只占12.2%。因此,社區微博實際無異于一般的宣傳媒體,并沒有體現出鮮明的社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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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社區微博博文內容類型、所涉空間范圍和被轉發博文機構類型分析


但這也不僅僅是上級行政要求的結果,也受制于居委會本身的組織資源。社區居委會的組織資源是指其工作正常運轉所依賴的各方面條件,主要包括人力資源、權力資源、財力資源以及時間資源等,由于上述資源在居委會內部短缺嚴重,因而導致了社區工作中的“選擇性應付”現象(楊愛平、余雁鴻,2012)。在社區新媒體平臺的實際運營中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對于人力資源的不足,社區新媒體運營人員指出,“社區工作人員只會基本的平臺日常維護,很難充分利用網絡平臺的優勢,急需網絡平臺運營的專業化”(C-11社區訪談)。也存在財力和權力資源的不足,例如我們在對S-13社區相關負責人的訪談中了解到,該社區曾有意向居民推廣社區新媒體,想要制作紙質宣傳材料并向街道申請相關經費。而街道通常要看到宣傳冊的實際效果才會批準特別有限的款項申請,行政流程也需要花費較長時間。但制作前期樣本的廣告公司不愿意承擔賒賬風險,需要簽訂預付合同。矛盾的是,在沒有上級批準的情況下,居委會既不能簽合同,也無法墊付費用。小小宣傳冊的制作過程困難重重。在此背景下,新媒體平臺的運營人員坦言,“相對于其他工作來說,(社區微博)更新還是比較次要的,社區最重要的還是綜治、計生和民生這些工作”(H-12社區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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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社區微博被轉發博文機構類型的變化(2011-2016)


因此,在行政任務多、組織資源不足等社區治理環境中,新媒體平臺的內容生產表現出“行政化”特征。技術的功能彈性造成了一種嵌入性的功能“收縮”現象,即具有多元功能優勢的新技術由于受到所處治理結構的約束,發生特定功能的萎縮。對正式平臺生產的博文內容進行歷時性分析會更清楚地觀察到這種變化。如圖3所示,本研究分析了在2011-2016年間社區微博轉發博文的機構類型變化趨勢。從調查中了解到,雖然上級機構要求社區設立新媒體平臺的時間是2013年,但實際上有半數社區在此之前就嘗試了開通微博以推動社區建設。因此,2013年成為行政考核的窗口期。在社區微博開通的初期(2011年),微博轉發博文超過60%來自于公辦新聞媒體和民間博主,此時社區微博具有新聞媒介和民間互動的特點。隨著時間的推移,社區微博與民間博主的互動逐漸降低,與上級政府機構的博文互動開始增長,特別是在2014年,近50%的轉發博文轉自政府機構。2014年后,由于窗口期已過,對政府機構的博文轉發也略有減少,社區微博開始增加對公辦新聞媒體的轉發,成為了主要傳遞各類官方信息的媒介平臺。然而這導致的結果是居民實際可以直接關注上述被轉發的官方信息機構賬號,社區微博的信息則顯得“冗余”。因此,這也解釋了調查數據分析中日均微博數量對治理水平產生負向效應的內在原因。綜合以上發現,社區新媒體正式平臺的運作嵌入于治理結構,其內容生產也隨著政府機構、社區居委會和居民等治理主體間博弈的變化而變化,最終發生了“行政化”。


(二)技術的社區分化:內容生產和需求的分離


在調查中,雖然作為正式新媒體平臺的社區微博呈現出新媒體技術功能的“收縮”和內容生產的“行政化”特點,然而社區相關負責人卻認為,對整體的社區工作來說,社區新媒體平臺其實并不重要,因為“關注微信和微博的人群主要是年輕人,但是年輕人對社區并不如老年人對社區事務關心”(N-13社區訪談)。相關研究也將這種“社區參與鴻溝”作為基層新媒體運營不佳的解釋(黎軍、王倩,2015)。然而社區中的年輕居民實際上正以自己的方式關注社區,“社區居民對自己組織和建立的網絡交流平臺有更高的參與熱情,使用頻率更高,這導致社區政務網站沒有起到其應有的作用”(N-13社區訪談)。例如在R-13社區,居民便利用自己的微信群建立了社區的新媒體網絡。


(社區群)是居民監督居住環境的空間改造進度、物業公司問題等等方面的重要平臺,居民在其中不僅談論關于物業、居委會、業主方面的消息,也會聊聊日常生活,在交流中促進鄰里感情。比如微信群里有一位居民是長跑愛好者,會經常在朋友圈里發布一些跑步相關的信息,有相同興趣的就會相互聯系;有些居民經常會在微信群里發送一些日常生活的照片、出去游玩的照片,微信群也成為居民之間相互熟悉、交流的平臺。(R-13社區訪談)


這里存在著矛盾:居委會工作人員認為作為新媒體用戶主體的年輕居民不關心社區事務,而這些年輕人卻在自己搭建的網絡平臺中熱衷于討論社區事務;蛟S居民只是對社區正式平臺不感興趣,而更在意自發的新媒體網絡。但對社區微博的分析卻透露出另一種事實。


微博的轉發、評論和點贊功能代表了關注者對博文內容的興趣程度和互動意愿。如若人們不關注社區事務,就意味著不同類型博文不會有明顯的轉評贊差異。如圖4所示,本研究比較了不同類型博文的轉評贊情況。首先,原創博文反映了平臺運營者對微博的用心程度,可以看到原創博文獲得的積極互動明顯高于轉發博文。其次,從博文內容來比較,獲得轉評贊最高的博文類型主要為公益慈善、居民反映問題,之后是工作動態。從這些互動情況可以看出,博文越是與社區相關,越貼近居民所關心的問題,越能獲得積極互動。實際上,這種貼近“社區”的互動反應也表現在被轉發博文的差異上。我們進一步比較了來自不同機構的被轉發博文的轉評贊情況。在得到較多關注者互動的被轉發博文的機構中,排在前三位的是街道社區、社會組織和民間博主。這恰恰與社區微博的“行政化”內容生產趨勢相反。雖然社區管理者認為新媒體正式平臺似乎沒有那么強的社區效應,但實際上居民間接地通過互動表達出了與官方大相徑庭的社區關注點。


圖四.jpg

圖4:社區微博博文的轉評贊情況


因此,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社區微博這種新媒體平臺能否得到積極互動,取決于其內容生產是否能更接近社區的真實需求,而居民的真實需求則是信息和互動的“社區性”。然而當技術平臺嵌入于層級化的治理結構,內容生產遠離居民需求時,平臺關注者會對這種趨勢作出回應。如圖5所示,我們從時間和空間的變化比較了居民對這種內容生產的回應?梢钥吹,如前文所分析的,社區微博在從早期運營者的主動創新到逐步成為行政評估指標的過程中,獲得的互動越來越少。而從所有博文所涉事件、活動等空間范圍看,越是貼近地方社區的博文,越能得到來自關注者的積極互動;诖,社區新媒體平臺的技術功能“收縮”,其根本原因不在于運營者所言的居民的社區“冷漠”,而是內容生產的“行政化”導致了與居民需求的分離。


圖五.jpg

圖5:社區微博博文轉評贊的時空變化趨勢


六、討論與結論


綜上所述,本研究表明居民日常新媒體資源網絡能夠提高社區治理水平,然而具有網絡互動優勢的社區新媒體正式平臺卻只發揮了信息媒介的有限作用。通過線下訪談和基于社區微博的內容分析,本研究也發現社區新媒體平臺存在技術功能的“收縮”現象,根源在于其嵌入的層級化社區治理結構造成了內容生產和居民“社區性”需求的分離,使新媒體平臺的信息質量和互動的回應性都不盡如人意。上述分析結果可以給予我們以下理論和實踐的啟示。


微博、微信等社會媒體與鄰里關系網絡交織而成的新媒體資源網絡對社區管理、參與和認同感等治理元素都起到了積極作用。行政意義上的社區是當前社區建設項目落地的場域,“構建城市熟人社區和地域共同體”也常見于各類政府機構的文本話語。然而我們要面對的一個客觀現實則是城市化進程中的社區規模問題。統計數據表明,我國社區的平均人口規模已近萬人。幾乎所有討論中國社區建設方向的著述都會談及滕尼斯的“共同體”概念,但這種社區人口結構可能更接近其筆下的“社會”,而非“共同體”。因此,大眾傳播媒介在塑造社區共同體感知中就可能發揮重要作用。早在帕克論述報紙之于城市的意義時就指出,若缺乏大眾媒體,城市“不過象鑲嵌馬賽克似的鄰里拼在一起”(帕克,1987:91),而“報紙作為新聞的采集者和詮釋者,它的作用就是社區功能的某種發展。這種功能原來是由社區內部的人際交流及街談巷議來完成”(帕克,1987:87-88)。對多數居民來說,親身參與和了解每一項社區活動,既難以實現,也沒有必要。社區新媒體由于兼具媒體和鄰里網絡的優勢,就可能讓微博、微信群等各類互聯網微應用成為居民參與和感知社區的窗口,起到“見微知著”的作用,從而讓居民了解社區公共事務,實現認同。因此,無論是居民新媒體資源網絡還是社區新媒體平臺,能否滿足“社區性”需求都是其活力的核心來源。


其次,對社區官方新媒體平臺的內容特點和生產機制的分析,也提供了觀察新技術與其嵌入的宏觀治理環境之間關系的“微型”窗口。以社區微博為例,由于社區工作的行政化和組織資源不足問題,使其遵循了層級化的內容生產邏輯。在這種縱向結構中,新媒體技術的多元功能逐漸“收縮”為信息的單一功能,而且信息質量也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在社區新媒體平臺運作者的話語中,這類平臺處于社區工作的邊緣地帶,目標群體也并不以此關心社區事務。然而浮現的問題則是被視為不關心“社區”的這些居民卻有自發的新媒體網絡。因此,社區新媒體實際形成了居民資源網絡和社區正式平臺的兩個中心,延續了社區行政中居民和居委會的兩個中心格局(閔學勤,2009)。在此格局中,本該起到連結地方管理者、社區組織和居民,彌補大眾媒體缺場的社區新媒體出現了分化。這或許解釋了當政府和居民發生利益沖突時,新媒體為何會呈現矛盾性的角色。居民通過日;有纬傻男旅襟w資源網絡由于具有信息和互動的復合性,當沖突發生時,甚至能夠產生技術的“擴張”,扮演以居民為中心的“政務平臺”的角色。例如在社區維權事件中,居民在自組織的新媒體平臺上,進行環境問題科普,解讀維權相關政策法規,組織拜訪專家學者和邀請人大代表等公共行動(尹瑛,2011;王斌,2014)。本來只具有媒體和社會網絡特質的新媒體資源網絡擴展出“政務平臺”屬性,可能更強化了以居民為中心的資源網絡和以管理者為中心的正式平臺之間的隔離,帶來政治信任危機。


最后,“信息化改變社區”(王穎,2012),而社區也影響了信息化進程。雖然理論界倡導社區治理需要向網絡化治理轉向,但缺乏對信息技術之于社區微觀實踐過程的關注。因此,本文嘗試將線上和線下、量化和質性數據結合,希冀深入探討當前新媒體如何從不同功能與社區治理結構產生聯系的關鍵性問題。智慧社區和智慧城市建設已進入城市管理的日常實踐話語,十九大報告也指出了社會治理“重心下移”和“智能化”的發展方向。然而這種以信息技術為核心架構的“智慧”建設,不僅僅是以硬件和平臺為主體的“智商”提高,同時也包括了以輿情、民情和感情為核心的“情商”建設。輿情在于了解居民關注的話題,民情則是建設中融合居民日常的交往關系,而感情的目標是立足于從居民的心理和認同展開項目。其根本在于網絡時代的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能否與技術的現代化協同發展。這也意味著思考如何從技術特點、管理體制、組織架構、人才培養等方面讓新型信息技術發揮更積極有效的社會動能,既是我們的機遇,也是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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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社區新媒體;社區治理;新媒體資源網絡;技術嵌入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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