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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微課堂公益組織如何進行政策倡導
2017-06-12 00:16:41 來源:益•訊|社創微課堂 作者:陳嘉俊 【 】 瀏覽:5次 評論:0

 

主持人:親愛小伙伴們,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主持人胖菊。歡迎各位小伙伴們在周三晚上八點準時收聽博世益學堂線上課程。

本次課程由博世益學堂和蘇州社會創業家骨干能力提升計劃聯合呈現。

蘇州市社會創業家骨干能力提升計劃是由蘇州工業園區社會創新發展中心、蘇州社會創業家聯盟主辦、益+學院聯合主辦,項目主要是為社會組織負責人以及有志于從事公益事業人士提供學習行業必備知識、提升能力以及拓展事業和資源鏈接的服務。

公益時報在2014年做過一次統計,有超過60%網友認為助殘類組織應該多做一些政策倡導活動。所謂政策倡導指通過呼吁政府通過立法、制定法規等方式。那么公益組織如何正確又有效進行政策倡導以達到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目標。本次博世益學堂我們有幸邀請到拜客綠色出行創始人陳嘉俊老師為我們分享公益組織如何做政策倡導。下面有請陳嘉俊老師。

講師:大家好我是陳嘉俊,今天感謝主辦方邀請,我想今天不僅是我單方面和大家做分享,也想聽下大家關于共享單車和自行車回歸城市怎么做有哪些建議。很期待在我的分享完畢后和大家進一步交流。

今天分享主要分為5部分。首先會做簡單自我介紹,自我介紹里會將之前我做的一些工作融入進去,希望不要變成打廣告時間,而是透過一些故事和經歷向大家介紹我自己,并且在介紹過程中把一些觀點和想法分享給大家;第二部分講下我們機構如何做政策倡導;第三部分分享怎么理解政策倡導所要推動的社會改變;第四部分做個簡單經驗分享;最后會跟大家一起互動。

我本科讀環境工程,研究生讀心理學。很多人奇怪為什么本科讀環境工程,研究生會讀心理學,當時在本科讀環境工程時,它屬于末端治理行業,污染并不會消失只是被轉移而已,在我看來是事后解決。心理學更多反映人心或偏社會科學,當時開玩笑說我是在“棄醫從文”。

這些選擇對接下來一些工作和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是潛移默化建構——世界觀和價值觀。在我看來,所有技術和科技都是中性,關鍵取決于怎么用。

對于很多社會問題,并不一定是沒有解決方案或這個解決方案大家不愿用,而是這個解決方案大家并不認為需要花很多成本去做。例如,我們憑什么去給山區小孩送免費午餐,或那些腦癱、罕見病甚至一些先天性心臟病這些特殊群體,他們遲早都會離開這個世界,憑什么我們要去投入社會資源。所以在我看來,更關心怎么推動社會資源調配,而不是怎么通過所學專業尋找解決問題的技術方案。

這里會展開一點關于公益話題,今天在面向公益小伙伴群里聊政策倡導,那么政策也是放在公益框架里去討論。不知道大家對于公益和慈善理解有什么差別,在我看來慈善更多是同情心或服務于個體,而公益更多是同理心,或服務于公共,是公共服務推動以及公共價值的捍衛。

關于慈善,可能會理解這個人有需要,所以給他錢,或覺得這個老奶奶、老爺爺晚年很孤獨,需要陪她聊天,這是一般的慈善或慈善服務。

關于公益邏輯可能會思考為什么老奶奶在晚年會比較孤獨,她的孩子在哪里,或我們民政系統、社會,給這些老齡化或老齡群體一些怎么樣的生活和城市基礎服務。從公益角度,可能不僅僅是關系個體,更關心這個群體。如果說公益社會倡導或政策倡導,會通過改變政策,推動民政部門關愛老人的政策,推動立法讓孩子贍養父母等等方式去做。


2我們可能在做政策倡導

這是兩張自我介紹,相比這些機構頭銜或過去做過什么事情,更理解自己是一個社會公民。一個孩子父親,一個自行車使用者,也是一個城市人。所以接下來分享這些公益倡導、政策倡導案例并不是來自于所謂大公無私或為了社會,更多來自于私利,來自于自己的需求,然后推己及人。想到自己,同時想到還有更多跟自己一樣的其他同伴,所以選擇一個并不簡單為自己爭取權益而為這個群體爭取權益的一些行動。

其中一個是曾經參與澎湃新聞策劃,對北京、上海、廣州這三個地方地鐵對嬰兒車友好程度策劃做評選,這件事情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倡導。對于公共服務倡導不一定是公共政策倡導。在地鐵里有非常多元群體,這些不同出行群體里可能有推輪椅、推嬰兒車、帶折疊自行車、需要拄拐杖的盲人朋友,在這些多元群體中,他們的需求有沒有被地鐵考慮。另外現在地鐵里一些滿足這些特殊群體需求的基礎設施是不是足夠。這一考慮剛剛講到,這是一個公共服務和公共價值立場,不是為了哪個盲人朋友或哪位推嬰兒車的媽媽,是為了這個群體。

基于這個需求,策劃了一個活動。找了三位過去一個月沒有搭乘過某站地鐵的朋友,讓他們推嬰兒車從地鐵站出站達到我們目的地,從地鐵車廂到目的地,體驗過程無障礙和周邊基礎設施對嬰兒車友善程度,做一些媒體報道。這個事情達到目的,一方面,目前地鐵或很多公共交通,更多考慮年輕、健壯、男性白領,這些工作者會考慮的軌道交通。為什么說年輕、健壯的男性呢?因為地鐵很擠,如果自己身體差點或頭暈感冒,還真不一定能夠擠上地鐵。另一方面,地鐵車廂設計沒有考慮太多特殊情況,比如行李或嬰兒車,只考慮到把地鐵看成一個交通通勤場景。事實上有很多特殊需求要通過公共交通,例如攜帶大件行李,要推嬰兒車,這些細節在公共交通里面沒有被考慮太多。

通過這些特殊群體在公共交通的遭遇表達媒體策劃,告訴大家并不是這些人不出現在地鐵或一些公共場所,而是這些公共場所對他們太不友善,所以他們根本出不了門。另外一個把一些平時沒有發現的問題呈現出來,因為作為健全人沒有發現這是一個問題,但通過一些媒體策劃,剛剛講公益事業具有同理心,能夠同理到這些特殊群體,能夠看到他們在推輪椅、推嬰兒車時所看到的一些畫面,無形當中讓普通人、健全人能夠理解這個群體。

地鐵無障礙我們還做了很多,包括我夫人懷孕時,由于上下班時氣壓較低,或人比較多在地鐵頭暈,結果發現地鐵沒有氧氣瓶,或其他一些緊急醫療措施。隨后我就發了朋友圈和微信公眾號,說要給地鐵捐氧氣瓶和一些緊急醫療物品。后面也有地鐵朋友找到我溝通這個事情。我想要一個更人性化公共交通,或更大一些,對人更友善的公共政策。城市的設計、管理需要表達,而且這種表達可能不僅站在自己立場,還需要一些同理心去發現別人的需求。

有人覺得現在生活美好或認為這樣已經足夠,可能并不需要推動社會改變或政策改變。但我們發現還有一些不協調或覺得這個公共政策、城市管理措施對于像我一樣的健全人或有學區房的人來說沒問題。但我能夠理解到他人,還有其他跟我不一樣的人,這些跟我不一樣的人在這種公共政策之下是被忽略,他在這種城市基礎設施供應過程中得不到尊重或不被考慮。我能夠理解這個群體,同時為這個群體發聲。在我理解,這是比較健康政策倡導、發聲或立場。

作為例子,過去十年每個騎自行車朋友都會感受到自行車出行不方便,為什么?拜客在推動自行車出行,可能有些人覺得騎自行車不方便,就不騎自行車;城市空氣太糟糕就移民或搬到到其他城市。所以想談推動公共政策其中一個很重要是相信改變,并且相信我們需要參與。如果我們對問題態度避開或視而不見,應該并不會出現所謂的政策倡導,而可能出現移民潮。

我們過去在推動自行車交通回歸城市過程中做了件蠻有意思事情,送自行車給市長并且跟市長騎自行車。有人說在作秀,也有人說向公權力低頭,在我看來偏偏是我們用這種方法在消解公權力。

在過去或目前政治體制下,往往領導說了算,而且越大的領導決策或權力就越大,而這個領導可能會忽略一些少數群體需要,而我們做法是通過每年持續不斷地約市長,跟市長互動,讓市長表示對自行車關注。這樣輿論成為廣州市政府政策慣性,這任市長在跟拜客互動,下任市長也在談論自行車,下下任市長也在說自行車,那下下下任市長會看到,前幾任市長都在談自行車,這是城市人意志,一個城市發展慣性。

慢慢城市發展不完全由政府官員意志為主導,不是說他要修一個高速公路就可以修高速,他要修摩天大樓就修摩天大樓。而真的讓民意參與,這種民意參也許不完全是一個一個事件參與,而是通過持續不斷發生跟政府互動,跟官員互動而形成一種機制。在這個城市就想談論自行車怎么回歸城市,形成一種良好民間和官方及媒體互動關系。

第二個案例是我們過去多年工作。因為廣州是一個河網密布城市,也算是濱海城市,在珠江口,所以廣州有很多橋,而這些橋在過去絕大部分都不適合騎自行車,甚至禁止騎自行車。在這個事情上我們過去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們立場是自行車和步行應該具有可通達性,現在小汽車可以去到城市任何一個地方,反而步行、騎自行車去不了城市任何一個地方,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認知。所以一方面在推動廣州過江橋梁能夠通自行車,允許自行車上橋;另一方面通過這樣倡導、呼吁,也在慢慢建構大家對于交通認知,對自行車和行人,每個地方都應該留有自行車和行人通道,反而有些地方可能需要禁止私家車進入,要改變大家對交通認知。

推動橋梁增加自行車道怎么做呢?過去一方面通過調研,給廣州每條橋做體檢,有自行車通道的橋鋪裝、路面是不是平整,會不會有一些不平的地方會讓大家在下坡時摔倒。另一方面有些橋沒有自行車通道的原因有哪些,原來有些地方因為有橋的光亮工程,有射燈、有照明,把原來預留自行車通道都用來放置、架設燈光設備,這是可以推動切入點。還有的橋施工建設標準沒有考慮到自行車,所以沒辦法增加,那就會推動他在做新橋建設時考慮增加自行車道。

有兩個案例都是在最近一年要在舊橋旁邊建設新橋,我們就在兩會當中,向媒體發聲提出建議,在新橋設計中預留自行車車道,透過這樣方式推動基礎設施改變。

還有一個案例用行為藝術方式。廣州大學城的小洲便橋,廣州大學城是一個孤島,小洲便橋是唯一一條通行人和自行車橋。當時區政府打算拆掉這座橋,然后我們發動大學城師生投票,并且在橋上做行為藝術,寫信給市長信箱,通過不同的線上和線下互動方式爭取這座橋,除了能夠保下來之外,相關政府官員也跟我們說,如果不說還真沒有留意到自行車需求。

政策倡導目標很重要,手段也很有價值。手段在于我們通過發聲、跟政府部門互動,讓他們看到少數人的一些需求或讓他們發現一些平常沒有留意到,但我們普通市民所需要的一些關鍵點。哪怕這個小洲便橋并沒有因為我們的爭取留下來,但因為我們這種發聲方式,通過媒體輿論,通過跟官方坐下來談的方式,讓官方了解民意,某種意義上對未來路橋建設也有好處。對于未來廣州甚至周邊城市基礎設施,慢慢播下一個種子。

除自行車外也曾經推動過廣州公開PM2.5。做法也是約市長測空氣,最后市長沒有測,因為當時數據不太好看。但通過這樣方式表達廣州市民需要了解這個空氣污染信息及空氣污染數據。

在約市長測空氣同時,還跟廣州本地電視臺合作發起民間監測空氣活動。會在每天找一個市民,可能是知識分子,可能是娛樂明星,也可能是政府官員,又或者是普通市民。每天找一個代表人物測空氣,并呼吁廣州環保局公開PM2.5。這個策劃做了一個月,在20122月份做了一個月,一共28天。還在2月29號那天做了更好玩的策劃,找了3個2月29號出生的人測空氣,說生日能夠再等四年,但空氣污染數據公開不能再等四年。

當時2012年國家環保部剛剛發布指導意見,要在4年之內逐漸公開PM2.5數據?赡茏钤愀馇闆r在第4年年末,2016年年末時,廣州市才會公開這個數據。所以就做了個小小策劃,找了3個2月29號出生的人說這句話,其實有點暗諷環保部門,希望他們能夠盡早公開數據。這些內容都會在電視臺做錄播,發布在新聞欄目上,整一個月每天電視臺、媒體鋪天蓋地說這個事情。所以在同年三月,雖然沒有約成和市長測空氣,但還是和市長見面,見面第二天,廣州市環保局公開PM2.5數據,而廣州也是全國第一個公開PM2.5城市。

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因為廣州有很多監測站廣東省省站,所以廣東省省站也公開了數據。結果深圳市的幾個省站,也跟著公開。這樣就從廣州、深圳到佛山、惠州等等,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全廣東各個地級市都逐漸公開PM2.5數據,后面慢慢全國各地都開始公開。比較取巧是找到了切入點,可能廣州數據不是最糟糕,而且它有能力能夠監測PM2.5,也在監測,只是沒有公布數據而已。換做一個二線城市、三線城市,它的數據可能比較好,但是它的監測儀器可能比較落后,沒辦法立刻公開PM2.5,還需要采購。北京數據比較差哪怕儀器能夠監測PM2.5,但領導可能都不愿意當這個出頭鳥。 


3關于社會改變的思考

政策倡導到底要改變什么,最直接是要改變政策。但改變政策又如何,改變政策意味著什么,這個需要思考。在我看來,改變最關鍵無非是知識、技能還有認知。例如從不知道到知道,從不懂得這種做事方法到懂得這種做事方法,以及過去不認可這個事情變得很喜歡這個事情。

例如以前廣州環保部門沒有公開PM2.5數據,現在公開了,這是行為改變,這個行為不一定指某個人,也可能是政府機關。我們推動一項政策,推動一個城市基礎設施,無非是推動運作機制改變。只要運作機制改變,法律改變,這些政府行為和流程就會改變。政府部門管理方式改變,或某個社會管理方式改變,社會就會改變,或發生問題的環節被解構。

從不知道到知道,例如我們通過一些宣傳、倡導,讓大家知道原來艾滋病不會通過握手來傳播。這可能是比較成功倡導或傳播,也包括沒有買賣傷害、拒絕吃魚翅等等。都是讓大家從不知道到知道,或從不知道這個事情會造成問題到知道。

另外一個很重要是觀點和認知。例如,很多做性少數群體倡導機構。一方面在推動政策,另一方面在做推動政策過程中希望其他社會主流重新改變對性少數群體認知,他們并不是濫交、不衛生、不潔。他們只是性取向差別而已,跟普通人并沒有太大差異,或說性少數并不是疾病。所以社會倡導既在推動政策,例如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一方面在推動一些法律法規條文,另一方面通過法律法規和一些文本輸出改變社會對這個群體的認知。就是PPT里說從不了解、不知道到知道、了解,甚至認可、理解。

用一張圖更直白講為什么需要政策倡導或推動政策改變。這張圖是兩個人在機動車道上面騎車。但明明有自行車道,為什么不在自行車道上呢?這里面分析問題,是他們不知道這是自行車道嗎?他們知道。他們能騎上去嗎?能!所以在知識和技能層面沒問題,那認知層面是什么。認知層面是他們騎自行車為了方便,準點,快捷。修這條非機動車道時路沿石很高,如果普通人,會騎一段然后推車下來,然后再騎。所以這個城市基礎設施跟騎自行車人的認知相違背。

從人需求、立場出發,自行車道不應該做成有路沿石的,而盡可能做連貫、平整,這也是一種價值理念。平常說行人優先、非機動車優先,到底什么叫做優先,其中一個很重要是平整和連貫。這是問題所在,并不是我們要把它理解成人們不知道。如果是人們不知道那就會找義工,要求把自行車推到自行車道上。當我們把問題理解成不知道時,可能會做大量宣傳教育。但事實上并不是人們不知道,而是大家在自行車道上面不舒服,所以寧愿騎機動車道。當我們發現這個事情時,要推動不是知識,而是基于認知去推動。

如果是傳統慈善,是授人以魚,如果沒飯吃,就給你飯吃,是授人以魚。那也會說三點水的漁,如果沒飯吃,教會你賺錢的技能,讓你有錢買飯吃。

但要更深刻地看待社會根源。為什么找不到工作,沒有飯吃,是懶惰還是在這種激烈社會競爭下失去競爭力。如果是勤奮但缺失競爭力,那怎樣才能夠讓這些靠后的人或弱勢群體能夠重新獲得競爭力,可以做再就業培訓。為什么貧窮?可能因為被老板欠薪,或因為工傷失去勞動能力,這些致貧原因并不是給他免費午餐或捐多少錢就能夠系統性解決。面對這種致貧原因,要找到切入口,可能要推動勞動保障或勞動保險。往更廣泛考慮,比如更廣泛考慮工傷保險,理賠過程會更加快捷,理賠范圍也更加廣泛,讓因為不同原因受工傷的群體都能夠獲得應有賠償,并且能夠在下半生得到可持續發展可能性,這個也是我們政策倡導關注地方。

所以政策倡導要推動一種不合理權利關系。為什么企業主能夠隨時斷薪,或憑什么這個規劃部門的人能夠拍板決定這個城市長得怎么樣,這是一種不合理權利關系以及不合適法律規定。另外推動利益重新分配、資源調節。

當然有人說,重新分配資源調節利益關系,那原來利益不是少了嗎?可以這樣看,所有倡導肯定是帶有自己利益群體訴求,但我們站在公共利益立場,代表少數群體,代表還沒有被關注、被代表的群體聲音。如果你什么都代表,沒有特有的價值觀,那就不叫倡導。例如,我們代表推輪椅群體的利益,希望能夠在馬路上有無障礙通道,或盲人道等等。這個肯定是要增加基礎設施投入,如果不考慮這個群體,政府部門會省一筆錢。但考慮這些少數群體,做這種基礎設施投入,有人就會說花錢修盲道,也沒幾個盲人在使用,這個錢投入值得嗎?這個事情不知道大家會怎么想,在我看來,在公共利益或公益立場,可能不是談效率觀而是價值觀。

什么叫價值觀?如果在中國有個罕見病,只有某個人得了這個罕見病,要不要救他。他可能一輩子的GDP,或為社會貢獻可能都不超過一百萬,那我們要不要花錢,甚至上億的錢去研究治療這個罕見病藥方去救這么一個人。如果花一個億去研究這個罕見病的解決方案去救他,等于虧了九百萬。所以從效率觀講,這個事情很低效,讓他死掉這個社會成本最低。但從價值觀角度,我認為出生在中國,每個社會公民都有免受于災難或死亡的恐懼,或說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得到生存在這片土地尊嚴。當我們認可這種價值觀時,我們會關心這個全國唯一罕見病人,甚至傾全國之力去救他。到底是不是有價值,這個見仁見智,但在我看來正是因為這種關心他人氛圍和社會文化讓社會更加穩定,讓人與人之間關系更加和諧,還有信任。而這種和諧社會、信任感帶來的社會資本可能遠超過研發這個藥成本,所以某種意義上更有效率。

所以我的觀點,為了大多數人的政策受益人為少數,為了少數人的政策受益人是為多數人。如果地鐵里面,既考慮到推輪椅的人,又考慮到拿大件行李的人甚至考慮到聾啞人群時,是一個為了少數人公共交通,但也絕對為了多數人。因為有一天大家也會老去,大家也可能會遇到各種各樣情況,當我們拄拐杖時,地鐵如果是為多數人準備,為了年輕白領準備,那我可能真的沒有力氣擠進去地鐵。如果地鐵可能有老弱病殘優先車廂,我們會讓這些人優先進去,或說只有這些人才能夠進去,肯定對大多數人來講都好。因為有一天我們也會成為少數,甚至每個人既是大多數但同時也是少數?赡苁巧贁得褡,可能是近視,可能是女性,可能身高沒有一米七零,可能是收入沒有二十萬,可能沒有學區房,可能不是北京人等等,所以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少數。

如果我們公共政策只是考慮所謂大多數人時,每個大多數交集其實非常少,最終公共政策只可能符合少數人利益。

最后分享一個最近做的案例“有路共享,拒當路霸”。我們策劃了“路霸”的概念,泛指道路不文明使用者,霸占道路對道路產生負面影響的人。這個概念怎么來,把妓女稱為性工作者這樣的概念轉移也是非常重要社會推動。如果把性工作者稱作妓女,帶著一種污名化或歧視,往往帶著一種骯臟或下賤的含義。而性工作者是一個中性詞,只是描述一種行為,或工作特征。當我們把這個群體用性工作者來代替妓女時,其實我們是放下了成見,放下了歧視。同樣,用路霸泛指這些道路不文明行為,其實也要帶一種觀點,在道路上有些不文明行為,而這些不文明行為會造成道路交通風險。


4經驗總結
        最后做一些很簡單的總結吧。我覺的在做政策倡導的過程中,對話和溝通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作為一個民間的公益組織,你還沒有什么資源,人家憑什么聽你的,或者說你給政府部門提建議,人家憑什么聽你的。所以往往需要站在政府部門的立場,你要給他提一些他能夠努力夠得著、做到的。而這個過程都是需要聆聽的,是需要雙方去聆聽的。也要去對話,不是說我不管你,我就要這個,你就要給我一個,不是小孩發脾氣然后向父母親哭鬧。而是一個平等對話,告訴他發生什么事情了,這個事情如果不解決會造成什么問題,而解決方案有哪些,并且你是可以怎么做到的,需要對話溝通。

還有就是數據和事實。當沒有數據和事實的時候,就會變成爭論,就會變成誰的聲音大就是聽誰的。這樣并不好,可能會造成群體性的事件,就是說我要爭取這個群體的福利。例如某個小區,突然間把這個小區從這個學區劃到另外一個學區了,失去了上這個平臺高中的機會和名額。這個小區的業主就會組織一些群體性的事情,我想這個是一個可能在目前國內比較難去達成的手段,達成推動政策改變或說實現訴求的手段。他是一種逼政府的方式,而不是對話和交流。當然就是在空間有限的時候,也沒辦法,如果能夠在政策情況下達成效果,那誰愿意這樣子的。

回到我們說的數據和事實,并不是僅僅表達訴求。我要自行車道,就要給我自行車道。而是要告訴政府部門,有了自行車道之后會怎么樣呢。我的GDP是漲了還是降了,有了專門的自行車道之后,是不是自行車的交通安全會提高,自行車的交通事故會下降,而因為有專門的自行車道,自行車就沒有走到機動車道上了,機動車的車速也會提高等等,需要有一些數據和事實。很重要的就是利益相關方,這并不是一個迎合的游戲,并不是我要然后你給,我們是一個價值的網絡,甚至說我們推動改變的對方不管是政府還是一個企業,也是我們價值網絡的一員,只是作為雙方做的方式不一樣,角色不一樣而已?赡苷侵贫ㄓ螒蛞巹t,企業是提供一些服務和產品。例如,有污染排放的企業,他其實某種意義上并不是我的對手而是實現潔凈生產的一個攜手的對象,幫助他減少污染的排放,而不是把他打死或者讓他關停。所以如果是從這樣的角度的話,我們就能夠連接或是整合盡可能多的利益相關方或者說是聯盟。你叫政治聯盟也好,或者是訴求的聯盟也好,這個訴求聯盟越大,網絡越廣泛,或者說在這個事情上面你爭取的越多有權利、有掌握話語權、有決策權的人都支持你的時候,成為你這個聯盟的一員的時候,你再推動這個事情的改變其實就是順理成章。如果別人發現這個事情的利益相關方都站在你的對立面的時候,你是很難去推動這個事情的改變的。

這里面怎么去爭取利益相關官方的支持,我覺得還是對話交流以及站在對方的立場。還是拿自行車道的這個事情來說,政府不修自行車道并不一定是他不想修,可能是他沒錢。所以對于交通部門來講,可能我們是需要聯手去向市政府或者說更高一級的部門去申請經費。所以這種情況下,我們跟交通部門就是一個政治聯盟。而對于一些弱勢群體或者罕見病群體,醫療部門、教育部門或者是民政部門就是我天然的一個政治聯盟或利益相關方。一定要把他們納入進來去共同去爭取這個群體的利益。

最后就是時機和節點。我覺得時機和節點的話,就有點像天時地利人和的感覺吧。例如這個政府部門就是要把這條橋重新翻修和改造,而你在這個過程中跟他提這條橋里面加自行車道就好很多。而這條橋剛修好你就跟他講你這條橋很差、有問題,要增加自行車道,那就是討人厭,而且也不現實,重新立項也很難。所以一定是要找一些能夠切入的、在你能力范圍能夠做得到的,以及你切入了之后政府或者是你要改變的對象能夠很快就能做到的。

最后一章說的是對成敗的定義。做政策倡導一方面要推動很具體的法律法規或者說政策的改變,又或者說推動一些污染的企業減少排污,他們的產品更有良心,或者是用有機或沒有使用農藥的方式去生產等等。這些改變其實是需要很多利益相關方,很多外部性的,并不是說研究提出這個建議就能做到,他的鏈條很長。所以有些時候我們說政策倡導其實也是強調手段本身。手段就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消費者運動、一種公民運動的過程去播撒種子讓我們的掌權者、政策制定者知道要考慮我們基層市民的需求,要考慮利益相關官方的需要,而這個潛移默化的改變也是一種改變?赡芪磥砦覀兊耐苿硬灰欢ǜ淖冋,而是我們讓一群人改變了對另外一群少數群體的認知觀點或者說他對這個少數群體的知識更加豐富了,面向這個少數群體的管理方式從而改變了。

最后就是我們機構的微信公眾號以及益+學院的微信公眾號,如果還沒有關注的朋友都可以關注一下。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里,希望大家可以提一些問題甚至一些質疑和批評。



問答環節

Q1:老師我想問一下,您在邀請市長參與您們的活動的過程中,有遇到什么問題嗎?如何解決的呢?還有就是你們如何邀請到他們的呢?

我覺得沒有問題,但其實也挺有問題的。邀請市長送一輛自行車給市長的這個事情當中沒遇到任何問題,所以后面也覺得挺奇怪的,后面我們總結說時機正好,就他們想表達關注自行車的時機,另外我們當時是一群大學生,年輕人的身份,而且是用一種送單車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而不是聯名抗議之類的,所以有這樣的機會見到市長。見到他,再跟他洗腦或者提建議可能就會比直接,可能會委婉一些。如何邀請到他,我覺得我們也算是幸運的,跟幾任市委書記、市長都有積極的互動,我估計我們都進了白名單了。但這個肯定也是積累,透過慢慢建立別人對你的信任,第一次可能是運氣,后面就是你能不能不靠運氣就能夠跟他互動并且是良好的互動,到后面就是你的能力和智慧了。比如說我們約市長騎自行車,在廣州市出臺限牌政策時候,市長想表達重視公共交通這個出行方式。就算他不騎自行車可能他也會坐地鐵,那我就說自行車是公共交通系統的很重要一環,除了公交還得要轉乘搭車,騎自行車回家,所以自行車的接駁也很重要。通過這樣的方式其實是在幫助他解決問題的同時順帶解決自己的問題,我覺得這樣會比較有效一些,如果你就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還給他制造很多麻煩,不是不可能但是就是挑戰大一點。


Q2:南方發達地區政府比較開明,倡導起來比較容易,但是在內地以及欠發達地區,應該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呢?

這個問題兩面看吧,一個是既然南方城市這么發達或者是開明,那為什么只有廣州發生了這個事情;蛘邽槭裁窗菘妥隽诉@個事情,其他團隊在相似的背景環境輿論之下沒有做出來,這里面肯定也有團隊的技巧和做事方式的原因。我想今天的討論也是要剖析這個部分。當然另外一個,我也覺得可能這個事情在南方地區會好操作一些。但是我的觀點還是說同樣的資源背景,肯定有些團隊通過他的經驗智慧、努力和堅持,也肯定能夠做出一些別人做不到的,這個也是我們學習的目的所在。不然如果一看環境,不需要我們做什么了,我找一個好的環境。

對于和政府打交道,我覺得一是一定要了解它的訴求,這個訴求就包括了利益訴求、還有政治上的抱負、他想要達到政績的訴求。還有一個就是一定要用好法律法規,肯定要在法律框架之下去討論這個事情。那就是我們跟政府談法律,而且我們的利益也應該在法律的框架里面去爭取,我們也不可能去爭取一些超越了法律所賦予的一些利益回來。

另外一個就是剛才講到合作伙伴,其實有很多機關單位、事業單位還有媒體,其實是相對比較好談的,甚至說它有政府里面的資源但是它又不是政府?梢詮倪@些社群、利益相關方入手,讓他們認可你,支持你的價值觀,支持你的訴求,然后通過他們去幫你爭取。更加深刻的說,就是我們沒辦法能影響政府部門,但是我們都能夠影響有能力影響政府部門的那些人,可能是某些學者,可能是市長的老師,或者某些行業協會,又或者是一些聯盟,這些聯盟里面某些企業也在里面。通過影響A,然后讓A再去影響你想影響的那個對象,而不是直接去影響你就要影響的對象,可能也是一個取巧的方式方法。最直白的一些方式就是可能我要找實習生,但是我沒辦法說服這個學生,那我找他的老師,這個老師要求這個學生來我單位去干活,就是這個邏輯。


Q3:你們在第一次送單車給市長的時候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你如何看待政府和公益組織的邊界啊?

我覺得機會不會留給那些把事情都準備得百分之一百完美的人,當你還沒有完全準備好的時候,你就要去action了,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感受。有很多人都曾經想過要為自行車做一些事情,就像現在的共享單車一樣。共享單車一出來,大家都說我以前都想過,但是絕大部分人想過,但是有些人做了。我覺得困難都是需要用行動去解決的,當你沒有去行動的時候,你的頭腦里面想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困難。但是你去行動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一邊行動,我覺得困難就一邊在解決。一邊往前走,你的能力,你的智慧、經驗也會越來越豐富。你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會越來越高,自然而然就不會有問題了。

這是一個好問題。我是一個深度的德魯克迷,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建構和思考。我覺得未來只會有組織,不存在政府、公益機構,也不存在企業。未來可能就是人的一個結社或者是人與人的群體,因為說到底政府的職能到底是什么呢?除了暴力機關,其實好像現在絕大部分職能都可以有其他替代品。而公益機構好像也是,公益機構提供什么,他提供的服務好像沒有企業提供的服務更有效率。他提供一種公共關懷嗎?他又沒有政府通過稅收的方式去解決的好。好像公益機構也就是做一些監督和倡導,或者說對弱勢群體的關心幫扶。但是現在企業又在做公益,公益組織也在說要做社會企業,而政府也談和諧社會,談對弱勢群體的尊重。另外政府也在做企業,國企。所以現在感覺每個地產或者說每一個社會三元角色的每一個角色都在跨界,而這種跨的過程中,其實也就是互相消解或者說邊界越來越模糊的過程。最終可能,我覺得甚至連軍隊都是自發或者是說志愿聯系在一起為了保護一方水土。結果發現這個地區的人只愿意保護這個地區,那個地區的人只愿意保護那個地區,可能就會從一個國家變成兩個國家。這個是開腦洞,但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未來五六十年后的一個想象。


Q4:公益組織很多時候都是致力于幫助弱勢群體,例如心臟病兒童,隨著政策的發展和完善,所以有些公益組織不做政策倡導,但是做著做著服務受眾就被政策給覆蓋了,那么這時候公益組織如何做轉型呢?

其實正常組織都在轉型,是吧。政府的職能也在變,企業也在不斷推出新產品。同樣的公益組織肯定有不同的使命和定位。而且這也是一個好事情,做著做著服務受眾就被政策覆蓋掉了。只是也考慮政策覆蓋的服務方式,給受眾所提供的的是不是受眾最需要的。如果不是的話,我覺得公益組織也是可以做一些引導,或者提供一些更加有針對性、個性化的服務。

另外一個就是監督,從沒有政策到有政策,有這樣的服務。然后我們就要監督這個政策的落實。例如說原來鄧飛在做免費午餐,后面政府部門在撥款,可能我們一開始從自己捐錢給小孩到推動政府去撥款,再到監督政府在撥款的過程中有沒有一些不好的或者貪腐的東西。伴隨著議題的不斷變化,公益組織對議題的切入點也在不斷變化。但總的來講,我覺得公益機構的價值還是把一種價值理念做傳播,把一些未被發現的議題變成主流以及做一些第三方的監督,不管是對政府還是企業。

另外一個就是結社,讓有共同價值理念的人在一起,通過民主協商和協作的方式,圍繞著公共的利益去探討和行動。我覺得是公益組織通過普世的一些價值理念和做事方式去重構一個和諧穩定社會的價值;谏鐣囊恍┨厥夥⻊,慢慢可能會變成企業,它會去做或者政府所關注的。


Q5:你覺得拜客推動的目標,和摩拜的目標是否一致?你如何看待公益和商業在解決社會問題上的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這個問題前段時間也談得挺多的,目標的話還不完全一致。因為我們的目標還是一個自行車友好的城市,目前摩拜還更多地是讓更多人騎上摩拜,或者說一個智能化的物聯網的城市。這里面有差異,包括做事方法以及跟政府的互動,來推動這個事情的一些路徑。我們更強調的是公眾的參與,更強調的是城市道路基礎設施的公益,企業的話它不會承擔這種外部性吧,更多的是怎么樣讓更多的用戶在使用它的產品本身。

但肯定有合力的地方,絕大部分是交集的,所以我覺得解決社會問題,肯定不能單靠社會組織。公益組織可以是支點,做撬動、做橋梁、做對話的平臺、做監督,但是它可能不會成為解決問題的主體,一旦它成為解決問題的主體,可能它的角色就變了,或者就變成企業或者政府了。很難想象一個社會主流的服務和產品,是通過捐贈、通過一個自由結社產生的,目前可能短期內比較難。另外一個就是只要這個事情是社會的、大眾的需求的時候,就意味著有巨大的商機,所以企業或者用企業的形式,我覺得會對發起人更加有利吧。

相同的地方我覺得肯定要有社會需求,如果沒有社會需求的話,沒有人要騎自行車,那不會有摩拜,也變不會有拜客在為騎自行車的人爭取路權嘛。所以大家肯定要回應這個社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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