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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社區公共資源治理中居民主體性的生成 ——基于湖北D社區的案例分析
2019-03-06 18:54:36 來源:四川師范大學學報 2018年02期 作者:陳偉東,吳嵐波 【 】 瀏覽:0次 評論:0

社區公共資源是由全體社區居民共同使用的資源,在形態上物化為具有公共屬性的空間、設施、場地等。社區公共資源也無法逾越公共地悲劇的漩渦,遭到不當利用。傳統的社區居民委員會作為單一行動主體治理模式的限度越來越明顯,發揮居民的主體性、構建多元行動主體的治理格局已成為共識。在這個多元共治的格局中,關鍵是激發居民的主體性,正如哈耶克指出的那樣,最終的決策必須由那些熟悉這些具體情況并直接了解有關變化以及可以弄到應付這些變化的資源的人來做出。為此,本文以社區公共資源治理為切入點,剖析社區公共資源治理過程中居民主體性是如何生成及其生成機制,以探討具有主體性的居民在社區公共資源治理過程中的作用。

一 問題的提出

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和深化體制改革的關鍵期。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中發[2017]13)明確指出,依靠居民、依法有序組織居民參與社區治理,努力把社區建設成為和諧有序、綠色文明、創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園。然而,擴大居民參與卻是社區治理最為艱難的環節,社區治理創新任重而道遠。與此同時,社區治理面臨著新的實踐和考驗。在中國城市社區,高質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是社區居民的共同需求,為了回應這個需求,改善國民健康狀況,國家在基層社會推廣全民健身運動,廣場舞受到越來越多的社區居民青睞。廣場舞擾民問題、廣場舞組織問題以及社區公共廣場供不應求及其引發的矛盾與沖突日益增多,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受研究基礎和研究興趣的影響,本文主要關注社區公共廣場供不應求的問題,進而討論社區公共資源治理。

社區公共廣場的沖突并非個案。從武漢的空投糞便、空降玻璃雨,到西安的廣場舞大媽挪車跳舞,再到警察出面調解廣場沖突,均可見沖突之激烈、廣泛。原子化的居民面對這些問題與沖突往往不知所措。居民不禁要問:社區廣場到底怎么了?政府為什么沒能很好地解決沖突?相關主體依然沿用慣性思維尋求政府的庇護,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政府身上。但是,現實情況表明,政府并非萬能。俗話說解鈴還須系鈴人,社區廣場問題還是要靠居民發揮自身的主體性去解決。

公共資源是一種不同于私人財產的資源,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擁有和使用,從使用主體的數量和類別可推導出公共資源具有競爭性非排他性的屬性。社區公共廣場作為社區的公共資源,同樣具有上述屬性。由于使用主體的廣泛性和各個使用主體之間的無序競爭,社區公共廣場越來越供不應求,社區公共資源治理問題逐步進入社會和學界的討論范圍。

學術界對社區公共資源的關注度還不高,關于社區公共資源治理的研究成果還比較少,但是對公共資源研究卻由來已久,已形成了一些公認的理論。一是公地悲劇理論。加勒特·哈丁最早把公共資源問題概括為公共地悲劇,他論述了人們對公共資源無節制的利用而造成的公共資源退化的悲劇,每個人追求他自己的最佳利益,毀滅的卻是所有人趨之若鶩的目的。二是囚徒困境理論。該理論借助博弈論呈現了局中人原本能夠通過合作實現互利共贏,但他們卻做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選擇的過程,人們的自利性行動不僅無法滿足自身利益,還導致最佳利益難以實現,囚徒困境理論研究表明公共資源領域深藏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的張力問題。三是集體行動困境理論。曼瑟爾·奧爾森認為破解公共資源問題的核心是破解個體的搭便車行為,理性的個體隱藏在組織背后,選擇搭便車行為,分享組織的收益,在缺乏激勵措施的條件下,人們組織起來開展集體行動的動力不足。不管以上三種理論從哪個角度論述公共資源問題,但仔細對比不難發現,他們都在告誡人們公共資源存在衰竭的風險,人類必須找到合理利用公共資源的途徑,并為避免公共資源耗散而采取行動。梳理已有文獻發現,國外學界主要從以下幾個視角討論公共資源治理問題。

首先是私有化視角。該視角從產權理論出發,強調建立排他性的產權制度對解決公共資源困境的作用。如羅伯特·史密斯認為,在自然資源和野生動植物等公共資源問題上避免悲劇的唯一方法,是創立一種私有財產制度來替代公共財產制度。其次是國有化視角。該視角強調作為行動主體的政府和作為制度保障的政策對公共資源良性存續的作用。再次是自組織視角。該視角認識到私有化模式和國有化模式對于公共資源治理的局限性,強調由公共資源使用者自主治理,引導公共資源使用主體重視社區習俗和慣例、建立合約規則、采取聲譽激勵和引入第三方監督等系統化機制來推動使用者實施合作行為,從而開辟公共資源治理的新道路。

按照上述理論,社區公共資源該如何治理是筆者思考的主要問題。從行動主體及其關系的角度看,社區公共資源的治理是多元行動主體協同參與的過程,是行動主體之間信任、合作、協商、互惠關系的建構。解決社區公共資源治理難題,關鍵是培育和激發社區居民的主體性,發揮居民在公共資源治理過程中的作用。為此,本文要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界定社區公共資源治理中的社區居民主體性,主體性培育過程和生成機制是什么,社區治理結構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二 自我組織與自我行動:居民主體性的培育過程

社區治理的關鍵在于協調和均衡社區中的各種利益關系,即社區治理結構問題。本文通過描述和分析一個社區廣場沖突的治理案例,深描治理過程,剖析治理結構,探討其治理過程中居民的主體性是如何培育和生成的。本案例描述的D社區由NS、BS、DG三個小區構成,共有12支廣場舞組織。NS小區有3塊公共廣場、5支廣場舞隊伍組織;BS小區有1塊公共廣場、3支廣場舞隊伍組織;DG小區有4塊公共廣場、4支廣場舞組織?傮w而言,D社區的公共廣場處于嚴重不足的狀態,各個廣場舞隊伍為了自身的利益,經常上演搶地大戰。起初,搶地大戰只是某個廣場舞組織的行為,很快,這種個體行為就演變為社區所有廣場舞組織的集體行動。社區廣場沖突呈現出沖突主體多、沖突頻率高、沖突激烈程度大等特征,種種跡象表明社區公共廣場的無序競爭局面已經形成。

()居民委員會在行動,而居民無行動

作為理性人的廣場舞愛好者,深知社區公共廣場的無序競爭局面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不僅傷害了鄰里感情,還浪費了社區公共資源,有居民把希望寄托在社區居民委員會的身上,尋求問題解決之道。面對社區廣場舞愛好者的訴求,社區居民委員會的馬主任立即采取措施以解決社區廣場沖突的問題,他憑借三年的社區工作經驗,很快拿出了解決辦法。在當下社區沒有能力去新增公共廣場的前提下,為社區所有廣場舞組織重新分配活動時間,避免同一個廣場在同一個時間段有兩支廣場舞組織活動。在該辦法獲得居民委員會其他委員的同意后,馬主任立即召集社區廣場舞組織負責人開會,會上她代表居民委員會宣布了社區出臺的廣場活動時間沖突解決方案,并把社區制定的各支廣場舞組織活動時間表送到參會代表手中,要求各個廣場舞組織按照新的活動時間開展活動,避免沖突,維護社區和諧與安寧。讓馬主任無法預計的是,社區安排活動時間的辦法只維持了一個月就失去了效力,社區公共廣場又一次陷入無序競爭的局面。

從以上的治理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社區居民委員會仍然沿用我決定,你執行的工作思路,其結果無非是居民委員會在行動,居民被動行動,居民的主體性無法生成。社區公共資源治理為何失敗,需要從政府、社會組織、社區居民委員會、社區居民等多元主體及其關系中去尋找原因。我們從制度激勵、資源輸入、能力建設、社區事務決定權、社區事務行動權五個維度來分析社區居民委員會對于社區公共廣場的治理邏輯,透視社區公共資源治理面臨的問題。

我們把社區居民委員會這一階段的治理模式稱為權威管制模式。社區居民委員會擁有行政權威、掌握行政資源是社區管制模式運行基礎。該模式的關系結構是社區居民委員會與居民是管理與被管理、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政府壟斷行政權力,掌握著制度供給和資源投入的決定權;社區居民委員會代表政府制定社區管理的規章制度,掌握著社區大小事務的決定權;居民處于被動地遵守規章制度和執行政府和社區居民委員會一系列決定的境地。在這種模式下,居民在被服務的過程中失去了參與社區治理的熱情和意愿,主人翁的身份意識模糊。然而政府和社區居民委員會付出的努力,也未取得預期的回應,得到的結果卻是居民的不滿和埋怨。政府和社區居民委員會也在思考:為什么自己的付出沒有解決居民的難題,為什么自己的工作得不到認可,為什么自己和居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都低。當社區事務的決定權和行動權分離并被不同的主體掌握時,居民是社區的主人這一應然狀況就演變成了政府和居民委員會是社區的主人這一實然狀態,居民的主體性被體制和機制等因素湮滅,F實的情形表明,在居民缺乏主體性的境況下,政府成為各種矛盾、沖突的中心,承受來自居民的壓力越來越大,政府要應對的問題日益增多,社區居民委員會的任務日益繁重。一方面,政府和社區居民委員會擠壓了居民自治的空間,未被組織起來的居民原子化傾向明顯,同時社區社會組織培育機制不完善,數量嚴重不足,已經成型的社區社會組織擁有的資源少,活動范圍有限,成長空間狹窄,難以發揮其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本該由政府、市場和社會力量等多元主體共同承擔的公共事務,漏斗式地涌向社區,導致了社會問題社區化的局面。

社區權威管制模式作為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一種行為模式,有其存在的歷史必要性。它填補了單位制解體后我國基層社會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務的空白,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創設了良好的社會環境,是促成社區權威管制模式生長的制度因素。但是,經過30多年的發展歷程,基層社會治理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制度環境,這種模式的弊端日益顯現,尤其不適應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要求。

()居民委員會引導居民自我組織并自我行動

社區公共資源治理的關鍵是什么?如何引導居民參與社區公共資源的行動?以居民主體性為基礎的社區居民自治是由內部行動要素系統和外部社會支持系統構成[7]。它既需要外部政府、社會組織、居民委員會扶持,更需要居民覺醒,自我組建意愿群體,自我制定規則,自我開發資源,自我組織起來,自我行動起來。從理念轉向行動是實現社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之義[8]。D社區居民委員會和社區居民經過新的實踐,最終實現了社區公共資源的有效治理。

1.自我組建意愿群體。俗話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人們愿意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并且有積極性,與之相應,人們不愿意做自己不感興趣的事情并且缺少積極性。尊重社區居民的意愿,讓有意愿的人先行動起來。D社區居民委員會主任借助參與式需求調查方法,通過對話式的溝通,引導廣場舞愛好者表達跳廣場舞的期待;跳廣場舞的擔心;為了滿足期待,最大限度地消除擔心,我們自己可以做什么的想法。這既是居民自我表達需求的過程,又是居民自我尋找意愿群體的過程。意愿群體是居民自我選擇的共同體,組建了意愿群體,就奠定了社區公共資源治理行動的基礎。

2.自我制定行為規則。道格拉斯·C·諾斯指出:“制度是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的系列約束,它由非正式的約束(習慣、傳統、行為準則)和正式的法規構成。行為規則作為一種非正式的制度,是人類合作的前提條件之一,它讓人們知曉能夠做的事務和不能夠做的事務邊界。D社區居民委員會主任引導意愿群體的成員討論社區公共廣場使用公約,他們的對話路徑是我們的社區公共廣場存在哪些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會導致哪些后果;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自己可以做什么,最后根據收集的做法,表決通過,形成公約。公約訂立的過程是居民深思熟慮地思考自身行為規范的過程,他們會認真琢磨什么是正當行為,哪些是自己能夠做的,哪些是自己不能夠做的。居民遵守公約的過程也是個人理性通向集體理性的過程。

3.自我選擇激勵機制。行為公約是一種軟約束,其運行邏輯是激勵一部分人,帶動所有的人。因此,為了讓公約更好的落地,必須配套相應的激勵措施。社區居民委員會馬主任和居民一起制定激勵機制。他們以積分為媒介,收集大家的積分意愿和兌換意愿,即討論各個廣場舞隊伍做哪些行為可以獲得積分,及其相應的積分標準;接著討論可以兌換什么,以及用多少積分兌換。由于該社區公共廣場嚴重供不應求,各個廣場舞組織兌換的意愿集中在社區公共廣場的優先使用權。最后通過協商,大家同意積分越多,越能獲得社區廣場使用權。該社區廣場舞組織通過完成積分清單上的行為獲得積分,用自己的積分兌換社區公共廣場的優先使用權,以此循環,社區公共廣場無序競爭的局面不再出現。

4.自我鏈接資源。一定數量的資源是行動者自我維系和自我發展的基礎。社區社會組織僅依靠政府和社區居民委員會供給的行政資源是無法持續的,需要學會自我鏈接資源,具備鏈接社會資源的能力。社區居民委員會馬主任和居民一起梳理所需要的資源,接著引導居民利用心智圖去搜索資源,最后同有意愿提供資源的單位或個人進行洽談。本著以資源換資源和以服務換資源的原則和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精神,他們先后獲得了轄區3家企事業單位的幫助,解決了社區公共廣場的照明、通電和電費的難題。

我們把社區居民委員會這一階段的治理模式稱為賦權增能模式。受制度環境的影響,中國城市社區建設屬于規劃性變遷,凸顯國家建構的脈絡。要深化社區居民自治,需要政府放下大包大攬的理念,轉變自身職能,為居民自治創設良好的環境。在自治基礎上重塑政府,實現政府與社會關系的重構。賦權增能型的社區發展模式無疑是深化居民自治的有效路徑。這個模式內含雙重賦權的過程:首先是政府和專業社會組織向社區工作者賦權增能;其次是社區工作者向社區居民賦權增能,尤其是把社區事務的決定權和行動權賦予居民,以增強居民的自治能力。

社區居民委員會馬主任經過社區實務工作能力訓練,逐步掌握了社區治理的專業方法和技巧;氐缴鐓^后,她首先把這些方法和技術傳遞給其他社區工作者,讓大家利用賦權增能的理念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完成了角色和工作思路轉變,從包辦者轉向引導者,從控制者轉向協同者,從替民做主轉向由民做主,學會與居民協商、溝通、合作解決社區問題。在治理社區公共廣場問題時,通過對話式提問,引導有意愿的廣場舞愛好者就跳廣場舞的期待、擔心和貢獻表達需求,接著引導他們就社區公共廣場問題進行討論,如我們社區公共廣場存在哪些問題、會導致什么后果、我們自己可以做什么,形成社區公共廣場公約,再接著引導他們制定激勵制度,最后社區居民委員會和有意愿居民一起鏈接資源,最終實現社區公共廣場的有效治理。與傳統的行政工作方式相比,這種對話引導式的工作方式耗時較長,卻是行之有效的。決策不容易,也不可能很快做出,但參與的優勢以及解決問題所產生的創新理念,使得額外花費的時間和資源具有了正當性。因為每一個環節都有居民的參與,都能看到居民的行動,漫長的治理過程是居民自我組織并行動起來的過程,更是居民主體性發揮的過程。

在本案例的公共廣場沖突治理過程中,我們發現,社區工作者掌握社區治理的專業技術和方法后,在工作方法上堅持服務居民與組織居民、居民賦權與居民增能相結合的原則,在工作過程中不斷引導居民表達意愿,引導居民策劃社區活動、制定社區活動公約,使居民主體性得到發揮,居民的智慧得到開發,居民的潛能得到激發。賦權增能模式,有利于從根本上改變在社區公共資源治理過程中居民委員會在行動、居民不行動的狀況,社區工作者向社區居民賦權時,也會促進居民反思自己以前處理廣場沖突的方式,反思自己對待其他廣場舞組織的態度,這個過程有助于居民體會到社區居民委員會和自己是一個共同體,大家關注相同的問題,擁有同樣的目標,只有彼此互助和合作,并且一起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才能找到既滿足廣場組織的需求又滿足社區需求的方案,實現雙贏。

三 組織賦權與心理賦權:主體性的生成機制

在本土語境下,賦權被界定為幫助個體、組織或社區提高他們參與社會經濟與政治的能力,通過喚醒他們的權利意識,促進他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賦權的目的是增強個體或組織的能動性和自主性,核心是建構主體性。賦權居民及居民主體性的生成會不會對現行體制構成威脅,會不會培養出挑戰國家權威的社會力量,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我們可以從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中獲得啟示。美國著名學者約爾·米格達是國家與社會零和博弈論的領軍人,卻在上世紀90年代率先修正自己的觀點,并提出了國家在社會的論斷,主張國家與社會的相互賦權。國內學者顧昕教授的研究表明,在社會服務與慈善、環境保護、基層治理等諸多領域,新興的民間組織致力于為社會提供服務,而不是反對政府,他相信國家與社會相互賦權的實踐將會大量出現在上述的諸多領域。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為我們打消了上述的顧慮,同時本文描述的社區公共資源治理實踐也展現了社區居民委員會與社區社會組織和社區居民的良性互動的一面。D社區居民委員會在引導居民開展自我組建意愿群體、自我制定廣場公約、自我訂立激勵機制和自我尋找資源支撐系統的一系列行動中,注重利用組織賦權和心理賦權機制,增強居民的主體性,重構了廣場秩序,實現了社區公共資源的有效治理。

()組織賦權

組織賦權是政府有意識、分步驟地向社會放權、授權,并培育社區參與的組織化力量。在社區治理場域,組織賦權要以賦權居民、推動自治為目標。首先要提供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治理的平臺,使其發揮能動性,降低依賴感,培育和生成主體性,最大限度地激發居民潛能。其次要注重社區社會工作技術的運用,這里的技術不是自然科學技術,而是社會治理術,社區治理要達到預期目的,需要理想化的技術流程,即自覺運用治理術。一方面引導個體化的居民走向組織化,另一方面整合現有的居民組織,尤其要化解居民組織間的排斥和沖突,實現組織功能重塑。

社區居民委員會馬主任參加政府組織的社區工作者實務能力訓練班,學習了組織居民參與的技術和方法。學習結束后,她以社區公共廣場問題為切入點,引導居民參與治理。D社區的12支廣場舞組織有著相似的發展歷程,從開始的少數的發起者到今天的30—50人的組織,她們因為熱愛廣場舞而走到一起,并在參加自己所在的廣場舞組織的活動中體會到幸福和歡樂,因此非常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幸福和歡樂,并把這種珍惜感轉換為對組織的忠誠和維護,群體意識逐漸形成并固化。具有群體意識的廣場舞愛好者,只關注自身利益,捍衛自己跳舞的權利,爭搶社區公共廣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高度的群體意識是社區公共廣場持續沖突的內在原因。解決社區公共廣場沖突問題,有必要舍棄單一的群體意識,重新建構居民身份,不僅關注自身利益還關注公共利益的公共意識成為最佳選擇。這就需要對現有的廣場舞組織進行改造,調整組織關系。如前所述,部分廣場舞愛好者在自我組建意愿群體、自我制定廣場公約、自我訂立激勵機制和自我尋找資源支撐系統的一系列行動中,自身的角色和組織的功能也在潛移默化地變化著。就角色轉變來說,廣場舞愛好者逐漸放下了自我的優越感,從我是某支廣場舞隊伍的一員,到我不僅是某支廣場舞組織的一員,還是意愿群體的一員,大家是休戚相關的利益共同體,實現了角色的多元化。更為重要的是社區廣場舞組織在激勵機制的引導下逐漸實現了自身功能的多元化,從自娛自樂的組織拓展為參與社區公共問題治理和社區公益事業行動的組織。居民身份的變化和居民組織功能的擴展,帶來的是高頻率的互動,促進社區廣場舞間的合作,排斥和沖突頻率逐漸降低。社區工作者使用組織賦權機制,培養了參與公共資源治理的組織化力量,擴大了治理主體,提高了治理水平。

()心理賦權

心理賦權是指社區居民提升自我價值感和增強自信心,產生主動參與的內驅力,享受掌握決定權和行動權帶來的快樂[18]。心理賦權的前提是賦權者努力地進入對方的生活世界,消除助人者與受助者的區隔,讓居民感受到社區是自己生活和體驗的場域,是實現社區歸屬感的高級途徑。

如果說組織賦權是外部賦權的話,那么心理賦權可以理解為居民自我賦權。D社區新一輪公共廣場沖突治理的實踐中,居民委員會賦予居民(廣場舞愛好者)使用公共廣場的決定權和行動權,引導她們在意愿群體基礎上開展治理行動,實現溝通與合作。每一項行動都是意愿群體帶領廣場舞愛好者集體溝通的結果,每支廣場舞組織的意見和要求都得到充分的表達和尊重。所有利益主體就廣場需求、廣場公約、激勵機制等共同關心的問題而展開對話。居民開展對話達成的共識是自我選擇的結果,不受其他主體的干涉。雖然這些共識是非正式的制度。與國家法律政策具有的強制性約束相比,這些草根組織訂立的非正式的制度只具有約束力,但這些制度卻是居民賦權增能的過程中達成的,是組織化的居民自我形成的心靈契約。因為是自我形成的心靈契約,所以這些非正式的制度就得到了社區公共廣場使用者的認可,因此軟而無力的局面沒有出現。相反,社區公共廣場有序使用的局面慢慢形成,社區公共廣場的秩序得以重構,困擾該社區的公共廣場難題終于得到解決。

()廣場秩序的重構及其正當性

賦權的核心和目的是培育和催生居民的主體性,具有主體性的居民是破解社區公共資源治理困局的積極力量,是優化治理結構的可靠主體。社區工作者借助組織賦權,實現心理賦權,構建了外部賦權內部賦權的賦權路徑,外部賦權只有通過內部賦權才能實現,居民只有充分吸收外部賦予的制度和空間,才能意識到參與社區治理與自身權利的內在關系,改變參與形態,由被動參與、動員參與轉變為主動參與和自愿參與,逐步提升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和動力。

制度缺失是社區公共資源治理失效的重要原因。如前所述,制度具有兩種形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非強制性、持續性、自發性的特征,非正式制度規范在集體行動中更具有凝聚、激勵和規范等功能[19]。D社區的公共廣場有效治理得益于在廣場公約等共識的基礎上尋求新的制度和機制,并進行妥協、合作等一系列行動。這些行動的背后隱含著居民自我賦權增能的行為邏輯。居民在掌握治理社區公共廣場的行動權和決定權后,自我組織并行動起來,解決社區公共廣場無序競爭的問題。賦權增能給社區公共資源治理行動帶來質的飛躍,最終實現了社區公共廣場秩序的重構。居民在破解了社區公共廣場難題的同時,自治和行動能力也得到了提升。社區治理結構逐漸完善,形成了社區居民委員會、社區社會組織、社區居民的共治格局。

四結論

社區公共資源治理是社區居民、社區社會組織和社區居民委員會等行動主體通力合作的結果。社區居民委員會通過引導有意愿的居民成立意愿社群,訂立行為公約、建立激勵機制、鏈接社會資源等一系列活動,實現居民自我組織、自我行動,進而激發居民主體性。居民主體性的培育需要賦權增能機制,社區居民委員會充當陪伴者,利用組織賦權和心理賦權賦予居民和社區社會組織對自身事務的決定權和行動權,提升自治能力。居民主體性的生成以居民自治能力的增強和基層民主的發展為目標。居民自治深化和基層民主的發展是社區建設的一體兩面,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居民自治的深化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制度環境的改善,二是居民自治力量的自我發展。隨著國家治理、社會治理和社區治理體系的不斷創新,當代中國居民自治的制度環境正處于持續改善之中,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居民自治的現在和未來。居民主體性得到激發后,社區社會組織和社區居民成為積極主動的行為主體,通過創新方法提升自治能力,通過與政府和社會的互動而不斷獲取資源,擴大生存空間。社區居民委員會不斷破除影響居民主體性發揮的觀念、體制機制等方面的障礙,善于引導居民自我組織起來,自我實施治理行動,并向居民賦權增能,壯大居民自治力量,推進居民自治和基層民主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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