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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生抑或外引:社區公益組織生長機制與培育路徑研究 ———以湖北武昌區的“院落自管會”為例
2018-12-17 17:26:59 來源: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7卷 第3期 作者:尹浩 馬濤 【 】 瀏覽:0次 評論:0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城市社區公益組織生長機制問題是當前中國基層政權建設、公民社會、第三部門理論、公共事務治理等理論的核心關鍵問題。然而借鑒發生學理論的批判性思維,突破層層迷霧,不難發現,關于社區公益組織生長的不同觀點主要是基于兩大理論視角展開——自發性視角與建構性視角,前者受西方經驗與知識系統影響,從自組織理論與公民社會理論角度解釋了國家權力對社會自主和獨立的排擠效應,這種思維定勢導致了一系列后果,如得出國家與社會對抗、行政與自治無法銜接等困境。后者雖然關注到了轉型期發展國家中社會與國家的復雜關系以及國家元治理單元的重要功能,得出國家的有效介入有助于基層社會的良性發育的結論,然而在微觀的社區層面上,缺少更加詳細的分析論證,特別是威權體制下國家如何形塑了社區公益組織,又為何要改變干預方式,以及社區公益組織培育方式對社區居民自治能力存在何種影響,還缺乏理論分析和現實關懷。

 

二、綜合性視角:社區公益組織生長路徑的選擇

考察社區公益組織,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中國社會組織的生長邏輯。歸結起來,國內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將中國社會組織的生長劃分為政府選擇模式和社會選擇模式,其中社會選擇模式被認為是社會組織生長的理想途徑。二是從“政府—非政府性”兩個維度,將社會組織生長劃分為政府主導型、政府影響型和組織自主型三個模式,分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發展路徑。三是依據社會組織培育主體,劃分為“政府主導型培育”、“官民合體培育”和“社會組織主導培育”三種模式。四是根據社會組織與政府關系遠近,將其劃分為內卷、合作和草根三種模式等。

 

總體來看,關于社會組織生長模式的探究主要圍繞“國家—社會”之間的關系,從建構與自發兩個視角,探究社會組織的生長方式。建構是指社會組織只有在外界組織主導支持下,才能得以成立;自發是指根據需要、興趣或其他理由,在無外界組織明顯介入下自然生長而成。反思當下社區建設,自發性視角雖有助于解讀國家權力過度干預基層社會運行的弊端,強調社區公益組織運行中獨立性與自主性,卻忽略了強國家—弱社會格局下,集權力、資源、信息于一身的國家介入社區公益組織的積極影響。從建構性視角上來看,放眼社會組織生長發展歷程,在中國近現代史中,合法性的社會組織并無對抗或破壞國家基層政權力量,反而國家管理者決定鼓勵基層社會民眾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促進群眾自組織體系的完善,使之成為國家治理體的有效補充力量而存在。然而,政府干預下的公益組織也存在因過度依附行政資源而出現半社會化、半官僚化特征,“到頭來不免強化現有威權體制并抑制民主轉型的可能”。這不僅不會帶來社區社會資本與社區公共理性的增加,社區居民治理能力的提升,反而會加劇社區結構碎片化程度。除此之外,上述兩種視角還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他們都對一些特殊領域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建構性視角在理解正式社團,如工會、婦聯、基金會等運行邏輯上有較大優勢,自發性視角則證明了遠離于政府之外的草根組織依然能夠發揮重要的功能。從現實經驗來看,在建構—自發與國家介入—退出之間存在廣闊的空白地帶,如國家建構下社會組織自發生長路徑、社會主導下社會組織建構路徑等。

 

出現上述兩個視角的原因在于,他們都預設組織培育主體與組織生長方式決定了組織功能發揮,忽略了社區組織生長與社區治理能力提升的關聯,混淆了社區公益組織的價值理性與工具屬性。從社會組織功能與目標定位上來看,社區公益組織的核心要義在于促進社區居民公共理性,增加社區社會資本,豐富社區服務種類,滿足居民對社區公共服務需求,突顯橫向整合網絡對居民自治能力的積極影響。換句話說,組織培育或自發本身是為了更好服務于居民,實現助人自助的宗旨。因此,我們必須突破“建構—自發”與“政府—社會”二分對立視野,通過對既有觀點的批判與吸收,提出新的分析框架;趪以诨鶎由鐣ㄔO中的元治理定位考慮,即基層社會自治生長發育離不開國家干預和制度安排,城市基層社會的有效運行滲透著國家的身影和力量,筆者試圖通過引入內生和外引兩個核心變量,以反映國家介入下社區公益組織網絡的培育路徑,彌補二分法造成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鴻溝,努力將爭論焦點拉回到現實中來。

 

三、內生與外引:基于制度發展理論的邏輯推演

針對公共事務治理困境,美國政治學者埃文森特·奧斯特羅姆,在借鑒托克維爾研究的基礎上,開發出了制度發展分析框架。其核心要義在于確認行動場域、相互作用的模式和結果,并對該結果進行評估。其中在行動場域結構中,行動情景和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受制于共同體屬性、應用規則以及自然物質條件變量影響,而結果將間接推動上述三者對行動場域的影響強度。雖然該理論分析框架具有宏大的理論抱負,但目前還主要局限于應用在與公共事務治理相關的領域。社區公益組織是社區系統良性運行重要的元素,它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公共事務,其運行既受社區權力結構分布、居民參與水平等社區運行情景影響,作為行動者又受制外部資源、共同體屬性、規則認同等外部環境影響。

 

通過理論演繹,我們提出中國城市社區公益組織應走內生為主,外引為輔的培育路徑。其中,內生是指通過對社區工作者的專業培訓與政策引導,將社區工作者轉化為專業社工,借助其豐富的社區工作經驗,與居民對其的信任,承擔社區公益組織的孵化、評估、監管事務的方式和過程。外部引入則與內生培育相對,是國家通過公共服務購買,外來引入較為成熟的專業社工機構以及專業服務社會組織,以社區外部供給的形式,為居民提供服務或承擔起社區公益組織評估、監管與孵化功能的方式和過程。在選定了基本分析工具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城市社區建設的制度政策環境,我們開發出了一個針對中國社區公益組織生長的理論分析模型,以便解讀國家有效介入下社區公益組織的生長

路徑。

 

(一)我們考察社區公益組織賴以運行和發展的外部資源環境

制度分析學者認為雖然制度規則能夠深刻影響行動情景,但若考慮到個人或組織所在的外界自然和物質環境,尤其是考慮到公共物品的排他性、資源流動的衰減性等問題時,行動者通常會對外界資源條件巨大的差異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并使規則適應不同屬性的結合。政府部門及其代理人(居委會)掌握著社區公益組織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關鍵性資源,這決定了社區公益組織的治理潛能并不會自動轉化為治理能量,也很難大規模自發生長,只有在基層政府的有效介入中,在社會工作社區化逐步推動下,社區公益組織才能規;l育。另一方面,“非正式規范與正式組織規則之間的緊密耦合會帶來組織的高效率”,行政組織為降低執行成本和效率,也需要借公益組織網絡。這為社區公益組織將逐漸與行政機構及其代理人形成一種基于資源交換的互惠關系創造了可能。據此,我們認為基層社會公益組織的生長需要國家的有效介入。

 

(二)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發育滯后——這一共同體屬性對社區公益組織生長的影響不應被忽略

共同體屬性的主要內容包括社群成員對行為規范的理解與認可度,潛在利益相關者對行動結構的共同理解的標準、生活在同一共同體內人們的偏好的同質性等重要文化變量。放到城市社區公益組織的發展上來看,單位制解體背景下的社區建設,行政管控意味濃厚,社區社團發育遲緩,居民自發組織化程度低,居民缺乏公共參與意識和參與行動。在此背景下,民政部提出了社區治理體系現代化目標,而居民公共參與和居民自組織水平提升是實現該任務的關鍵環節。居民自我組織化發展的前提在于要贏造社區居民組織化的有力環境,自下而上推動發育社區性社會組織,尤其應積極鼓勵社區居民依據其需求,組建志愿者、互益型等社區類公益性組織。該組織能夠通過公益產品的外溢,及時補充社區短缺的公共精神與社區社會資本,彌補社區居民自治的短板。

 

(三)使用中的制度規則(相對于文本規則)對社區公益組織的生長路徑不宜被忽略

規則的主要功能在于消減公眾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預期!耙巹t規范的行動穩定性取決于賦予用來描述一系列規則的措施的共同意義”,即受制于規則約束下的行動者對其的理解及在理解基礎上所達成的共識,這些共識包括哪些行為是必須的、禁止的、允許的,具體由進入和退出規則、權威規則、信息規則等七要素組成。換句話說,行動者對規則的認知和理解影響著行動情景,進而影響著行動者行動策略。在中國社會結構背景下,受單位制解體、新興社會組織共同體發育滯后等多種因素影響,基層社會公共服務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學界與政界強調要興辦社會組織,推進公共服務購買、PPP資本運作模式、公益創投等新型治理工具的使用,以承接城市基層社會的公共服務,緩解公共服務供求壓力。而上述公共服務購買運作形式的絕大多數針對的是較為成熟的專業類社會組織,如殘疾人康復訓練、留守兒童心理慰藉治療等服務組織,他們在專業服務上,能夠緩解城市基層公共服務供求矛盾緊張局面,但因該類組織行業高門檻的限制,以及服務對象的普遍性,更多的是在社區外領域發育而成,因服務需要而被引入社區。

 

(四)我們將社區行動場域作為結構變量,重點考察社區運行情景與社區公益組織生長的關系

社區運行情景是指一定地域范圍內,社區內各類行動主體所形成的關系和狀態。實踐中,社區運行情景呈現出一種結構上碎片化,即社區內各個行動主體存在的隔閡、隔離以及沖突的關系,有學者將其界定為社區空間的碎片化、社區碎片化等,主要表現為居民參與社區水平低下,市場主體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動力不足以及社區內部權力結構分散化三種。社區運行情景下社區結構碎片化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社區組織橫向整合能力不足、政府縱向調控不足,以及居民社區公共參與能力不足,社區自治水平低等困境。這意味著中國城市社區公益組織的培育必須與社區治理能力相結合起來,以此推動居民自我服務、自我管理與自我監督能力的提升。目前社區外涌現的樞紐型、支持型社會組織,雖然提高了社區專業服務的效率和質量,滿足了市場和社區需求導向下的專業化需求,但社區外專業社會組織的引入,多以提供實操性的專業服務為主,有意或無意忽略了社區居民自我組織化的發展。英國“第三條道路”發展理念與政策實踐提醒我們,積極福利政策的改善是以居民自我服務能力提升為基礎的,而非通過專業化組織的盡心服務,代替政府大包大攬。因此,我們認為現有社區公共服務,除了政府部門與社區外專業性社會組織的介入外,更要通過內生主導下的社區公益組織培育路徑,激發居民組織自我治理意識與責任,提升居民對公共事務的治理水平。


四、個案分析:湖北武昌區張家灣社區院落自治的誕生

為了更好驗證上述理論假設,本文以湖北武昌區城市治理和社區建設中較為成功的“院落自管會”為例,通過對典型事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剖析,驗證內生為主外引為輔下社區公益組織的培育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田野:個案概況

張家灣社區隸屬于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地域面積0.35平方公里,居民3206戶,10592人,其中常住戶數2858戶,常住人口8949人。該社區共有樓房90棟,其中單位房有10棟。本次研究對象為該社區的73、75棟所在的封閉院落,該院落始建于上個世紀80年代,分別是湖北省國資委宿舍樓和湖北省鄉鎮企業局宿舍樓,面積共計3200平方米。其中,73棟有四個單元,六層樓共42戶;75棟有三個單元,六層樓共36戶。

 

(二)院落居民“代理人”的轉換

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位吸納了居民的生產、生活,并把城市分割成一個個封閉的、多功能的細胞體。在這種舊體制下,居民的地位身份、福利待遇與單位掛鉤,但隨著單位制的解體和政社分開步伐的加快,單位的社會功能逐漸向社區轉移,單位人逐步失去了單位的庇護。

2012年,當該院落的門衛張師傅向居民提出:工資太低,要求漲工資,否則就離開的聲明后,兩棟單位居民立刻向各自單位反映情況,令他們驚愕的是單位居然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并被告知以后不再由單位給門衛發工資,由居民自行解決。居民得到消息之后,反應很強烈。

 

當時我家老頭子跑到單位(湖北省國資委)向領導反映了這件事情,領導當時推三阻四的,我家老頭子去了幾趟,后來那個領導干脆講:“現在這些事情不都是歸社區管嘛,單位現在不管這事了”。我家老頭子回來一給我講,我就可生氣,晚上吃完飯我就跑到門口納涼的地方給幾個老婆子說了這件事,大家也都很生氣,但也沒啥辦法。第二天基本上在這個院子住的人都知道了,單位不管了,讓我們向社區反映,自己想辦法。能有啥辦法呢,很多人天天也不出來,見不著面,也不表態。有人說每個人都兌點錢,也沒多少人響應。那個張師傅后來干到月底看也沒有給他加錢的意思,就不干了。(居民訪談,資料編碼:2014070801)

 

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位控制了個人生計與發展資源,單位領導因具有闡釋政策規定和分配資源權力,單位人在追求私利時不得不依附于單位及單位領導。隨著單位制的解體,單位人被迫退守到社區,依靠國家的特殊身份與相關政策和熟人延續的互助傳統,試圖繼續爭取單位代理人的支持。當意識到失去了單位保護以后,大家有最初的不知所措到發牢騷、抱怨之后,有人提出了解決辦法“每人出點錢”把門衛的工資給發了,但因涉及到自身的利益,很多人保持了沉默,集體行動共識難以達成。無奈之下,該院落居民想到了他們的另一個代理人,紛紛請求居民委員會的介入。

 

當時的社區書記姓方,人蠻好。她一聽說這事,就把社區群干組織起來到社區開會。當時有人提出來,說每家每戶一個月出點錢,再請個門衛負責看門與院落衛生打掃。當時幾個人算了一下,一共78戶,每戶每月出20塊錢。每次交100塊錢,管5個月。但是當時有些人是不表態,有些人不是很情愿交錢。方主任就帶著社區的干部挨家挨戶敲門,上門做工作。哎呀,很辛苦!有些人上班,白天還不在家里,我記得當時方主任大概花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基本上給每家每戶都做了工作,方主任這人蠻實在,工作很負責任,我們當時都看在眼里。最后,好說歹說,有70戶愿意交錢,剩下有6戶常年不在這住就不用交了,有兩戶說家里困難,不愿意交。再加上我們這大門門口有副食店、小超市,方主任跟他們說后,他們也愿意交錢。我們請到門衛之后,每天把他們門口也都給掃一下子。他們也愿意交錢,就這樣算是把錢給解決掉了。方主任還給我們安排了收錢的人,我們這總共有兩棟,7個單元門。方主任就每個單元安排了一個人來收錢,我就負責收我們這一單元的錢?墒呛镁安婚L,2年后負責收錢的人因身體原因,不能爬樓挨家挨戶上門收錢,加上也有部分居民不愿意交錢,原來負責其他樓棟收費的人也開始嫌麻煩不愿意再管此事,門衛因工資不能兌現再次發生離崗事件。隨后,大家又將此事反映到了社區。(居民訪談,資料編碼:2014070801)

 

隨著計劃經濟漸行漸遠,過去由單位組織包攬的社會功能,逐漸向社區轉移,使得社區本無實質組織的居住單元向利益整合與組織層面轉變,但組織化程度低的居民無法處理這種公共性的問題。在整個事情的處理過程中,社區居民委員會試圖通過行政整合,如安排人員收費行為等措施,重塑社區院落秩序,但并未得社區居民全部認同,居民的參與熱情并未被調動起來,也體會不到自己是社區的主人這種情感,以至于后來收費很快進行不下去。復雜的院落情況依靠行政整合來管理是不可能形成善治的,負擔日益繁重的社區居民委員會也難以撬動集體行動的困境,發動居民參加民主活動和社區居民自我服務也成為了空中樓閣。


(三)院落自管會:居民自治能力提升的有效探索

湖北省民政廳意識到了社區公益組織在社區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提升的重要性,聯合省財政局、組織部等相關政府部門和省婦聯等社會團體,于2014年4月為全省部分區、市的城市社區工作者開展了為期5天的社區工作能力培訓,以期為湖北省首屆社區公益創投大賽、試行公共服務公益采購和社區公共服務項目購買,提高社區居民自治和服務能力打下基礎。不同于以往常規培訓,此次學習實踐活動從理論技能學習、實踐檢驗、公益創投大賽、督導檢查、到最后成果驗收,歷時1年。湖北省民政廳與湖北城市社區建設研究中心合作完成各項事宜。其中,省民政廳出臺相關政策、搭建資源對接平臺,提供社區公益組織培育所需的“種子基金”,研究中心作為專業團體,為社區工作者提供能力培訓,傳授公益創投技術及組織孵化流程,并承辦首期公益創投大賽及中后期的督導和評估工作,專業社工(具有社工資格證的社區工作者)負責社區公益組織的項目孵化與服務跟蹤,指導推動培育而成的社區公益組織開展項目運作(如圖1所示),探索開創“社區需求讓居民表達;社區問題讓居民討論;社區事務讓居民治理”的新局面。


 經過一段時間運行,社區工作者理念有很大改觀,并逐步掌握了專業社工的方法與技能,能夠根據社區實際情況,靈活運用社工專業技術方式、方法解決社區實際問題。

 

居民有的給我打電話,還有的到我辦公室里直接來找我,讓我給他們解決這件事情。但是當時我故意推脫,說社區正在想辦法。其實我是故意壓著這件事情,因為我就是想讓他們體會一下,這么大個院子如果沒有人看管、沒有人打掃,會是什么樣子。果然不到一個星期,院子臟的不行,刮風天,塑料袋都吹到天上去了。很快居民就不停的給我打電話,正好當時我們已經接受過專業社區技術的培訓,就嘗試著解決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就是什么事都大包大攬,自己忙的不行,居民還不領情,F在有了事情,我們引導居民自己解決,讓他們參與進來,他們也就有了熱情,有了主人翁意識,他就配合你,工作也好開展。

 

5月24日黃昏時分,通知到位后,居民樓棟會議正式召開。第一次會議來了33人,經過參與式需求調查,居民自我整理出“要趕快聘請值班人員;物業費由誰收、物業費的收取標準;有車族是否應該交停車費以及收取社區外停車費的標準;院子能否種菜”四大類問題。在社區書記高桂萍的引導下,經過打分排序和居民自我協商,確定了優先解決事項的順序。之后,居民自己分組討論,初步商量解決措施。


6月2日晚5點,院落第二次會議召開。在簡短的開場白之后,社區書記把兩位門衛候選人的基本情況給大家作了介紹,并請大家自己選擇。聽完此言,居民一改事事抱怨社區居委會的習慣,普遍認為居委會辦事效率高,服務管理認真。在討論完院子門衛人選之后,大家又繼續討論了衛生、治安等費用收取問題。最后,平時在院子里比較有威望,人緣較好并且熱心院子事務的幾位居民紛紛被推選出來。至此,73、75棟院落自管會初步建立起來,居委會主任作為重要指導力量也成為了其中重要一員。2014年11月武昌區政府在省內率先引入上海恩派機構(NPI),建立了區—街公益孵化園,助力社區公益組織發展。之后,隨著專業社會公益機構介入城市社區工作的推進,院落自管會組織在專業社工與社區社工的雙重指導下,逐步完善了組織內部治理結構,召集居民協商制定了院落居民規約,并先后成功解決了門前綠地不足、發廊音樂噪音擾民、院內亂停車等老大難問題。

 

五、內生為主外引為輔的再討論

湖北省武昌區探索進行的社區公益組織培育模式,建構起了“政府—專業團體—專業社工—社區社工—社區公益組織”的五層基層社會的治理結構。內生于社區的社工與社區公益組織與社區居民能力提升相聯系是這一模式最大的亮點。相比于主要以外部引入為主的培育模式,內生為主導的建構更加有利于現代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整合,也能發揮社區公益組織提升社區自治能力的效用,形成了城市社會自我規則化機制,克服了社區居民集體行動的困境。徐勇先生將我國國家治理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稱之為大民主時期,群眾運動高漲,但主角是領袖人物;改革開放后,基層治理為小民主時期,最初的主角是居委會干部,“只見政府主治,沒有群眾自治,只有政府主導,沒有群體主體”,導致一定程度上群眾自治處于空轉狀態!耙豁椧陨鐣䴔嗬麨楹诵牡闹贫茸兏,其所采取的方式卻是國家政權的積極干預和行政權力強力支撐,而后者的有效性又恰恰來源于他的集中和強制,無限制的滲透在社會領域中必然帶來對社會權利的損害”,正是這種行政權力的過度滲透與基層居民自治形成了巨大的張力,由此出現了“90年代后期的基層自治制度改革,盡管頗具創新、成績斐然,卻勃興不足十年”的尷尬困境。第三階段是即將迎來的社區治理民主時期。在這一時期,微自治是現代社區建設的著力點,即通過社區社團的培育提升居民公共理性,推動自治舞臺的運轉,凸顯居民自治中的主體性地位。在“院落自管會”治理經驗中,政府一改以往行政權力直接建構培育基層社會公益組織方式,改為借助專業團體與社工協會,尤其更加注重社會工作社區化進程的推進,緩和了行政與自治的張力。在社區公益組織培育上,不同于杭州、上海等沿海社區外組織引入模式,湖北基層政府更加強調“以社區居民需求,提升社區居民自治能力為導向”下的社區公益組織培育,通過項目購買形式,一方面支持了社區外組織與社區居民需求的對接,另一方面借助社區工作者能力的提升和社區外專業社工的介入,將社區內的地方性知識與社區外專業知識有效銜接起來,寓權威于公共服務當中,提升了社區組織化水平和居民治理的能力。

 

內生于社區的居民自治組織,尤其以社區公益性為代表的社會組織,在緩解社區公共服務供求矛盾,減少居民對政府過度依附上無疑起著重大的作用,并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要素。在此過程中,社區黨委和居民委員會發揮著溝通政府與居民橋梁作用,是保持國家和社會彼此信任、合作互動的重要中介。志愿者類、互助類、治理類等社區公益組織,則在幫助他人過程中逐漸提升居民的社區認同感,它正是陶傳進眼中的“具有培養人們的政治參與、自主運作、增長全能的作用,促使人們以公民的姿態進入到更廣大的公共空間中”的民間組織。他們在改變社區結構碎片化狀況、改善社會基礎結構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是組織共同體生長發育的根基,是當前培育和生長的主體。然而,眾多內生于社區的各類組織在發揮著積極功能,被賦予美好想象的前景時,其自身也存在著組織共同體沖突、非規;l展困境。前者是指內生于社區內的社會組織會因共同體對外排斥的屬性,有撕裂社區居民整體性的可能。后者是指社區公益組織在承接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時,因規模過小、資質不足,無力承接,同時數量眾多的組織達不到民政注冊的要求,而僅能在社區或街道備案,由此導致責任主體缺失,使得監管和評估無從著手,致使政府與社區組織互動缺乏基礎平臺,社區治理流程難以持續進行。湖北省武漢市的武昌區為克服上述困境,在省內率先引入上海恩派專業社會組織,為社區公益組織賦權增能,以克服組織分散化,推動社區公益整合網絡的形成,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反響。有條件的街道紛紛成立街道公益園,將社區內發育而成并具有潛在發展的公益組織引入該園,以扶持其發展壯大,并推動其向專業化組織發展。同時,積極引入社區外部較為成熟的專業服務類公益組織,如殘疾人康復協會等,社區外籌資類公益組織以及志愿者類組織,為公益組織的規;l展搭建資源對接平臺。該轄區內的張家灣社區自治院落的成長,正是當時所在街道積極介入下,社區內生式培育為主與社區外引入為輔相結合的產物。

 

六、結語

社區公益組織生長機制與培育路徑問題是轉型期內中國國家社會關系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話題,已有的研究在這一領域進行了大量探討,F有研究主要沿著“國家退出—國家介入”、“建構—自發”兩大范式延伸。但兩類范式研究思路相異,結論不同,鮮有交集。如何超越二元對立,建立新的理論分析框架,彌補理論鴻溝將是這一問題解讀的關鍵。本文正是這一背景下的努力嘗試。通過對社區性公益組織發生邏輯分析,我們認為現有的文獻爭論焦點混淆了社區公益組織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忽略了社區公益組織生長方式與社區居民治理能力提升的關系。西方學術和理論背景下,外部引入與內生自發在社會組織生長中完全可以混同使用,社會組織誕生之初就是居民基于自身需求組建,它本身既是內生自發的,又是政府政策激勵建構的結果。因此,社區居民組織化程度可以直接用來衡量社區社會資本水平,基層生活民主程度以及居民治理能力發展狀況。但在中國社會背景下,基層社會領域發育的遲緩以及當下“社區失靈”的困局,決定了不同于西方社會公益組織的生長路線,需要在國家有效介入下走內生為主外引為輔的培育線路。唯此,社區居民自治能力提升的載體與平臺才能得以完成,國家介入下的基層社會自主性意識才能得以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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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內生;外引;社區公益組織;培育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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